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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洛阳汉代乐舞俑看汉代俗乐

时间:2009-09-05 17:40来源:互联网 作者: 点击: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洛阳汉墓中出土了许多乐舞俑。这批乐舞俑以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再现了汉代乐舞文化的发展,并为研究汉代俗乐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洛阳汉代乐舞陶俑是汉代社会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洛阳汉墓中出土了许多乐舞俑。这批乐舞俑以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再现了汉代乐舞文化的发展,并为研究汉代俗乐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洛阳汉代乐舞陶俑是汉代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两汉时期俗乐大兴,乐舞百戏广为流传,乐舞成为重要的社会生活内容,歌舞伎乐的时代风尚渗透于社会各阶层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于墓葬之中。随葬于洛阳汉墓中的大批乐舞百戏俑,模拟出一个色彩斑斓,琳琅满目的乐舞世界。

      洛阳七里河乐舞百戏俑、洛阳烧沟23号汉墓乐舞杂技俑圆、洛阳烧沟14号汉墓乐舞俑固、洛阳涧西汉墓乐舞俑@、洛阳南昌路汉墓乐舞俑@、洛阳东北郊汉墓乐舞杂技俑、洛阳北郊苗南新村汉墓乐舞俑④、偃师北窑砖厂汉墓伎乐俑⋯一如此众多的乐舞百戏俑群的发现再现了两汉时期洛阳争奇斗艳、精彩纷呈的乐舞景观,无疑是一代歌舞伎乐空前繁盛的历史见证。洛阳地区出土的大量汉代乐舞俑群,汇聚了乐舞、杂技等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延续着春秋以来散乐发展的脉络,以热烈生动、绚丽多姿、浪漫率真、神奇迷幻的百戏形式表达了风靡于汉代社会“凡俗、感性、自由、清新”的音乐风尚,真实反映了汉代音乐文化的流行样式和风格。如1954年发掘的洛阳烧沟23号汉墓的18件乐舞陶俑,其中乐舞俑8件,似作吹埙、击鼓、抚琴、歌唱等状;舞俑3件,身着长衣大袖,张臂曲身踏鼓作舞;杂技俑6件,有倒立、反弓、猴戏等;还有高大肥胖的俳优俑1件,赤膊嚣乳,张臂仰面,在作滑稽表演。1993年3月于洛阳苗南新村528号汉墓出土的一组乐舞杂伎俑,其中有男女对舞、杂技、伴唱及乐队伴奏等内容,形象也极为生动。1997年于洛阳偃师北窑乡出土的11件陶俑(图一),有乐俑、舞俑、杂技俑、俳优俑等,整个场面欢快热烈。1992年于洛阳市东北郊出土的一组乐舞俑(图二),有吹箫、吹埙、抚琴、击鼓的伎乐演奏场面,另有舞蹈俑、倒立俑、俳优俑等神采各异的表演场面。尤为著名的洛阳七里河出土的乐舞百戏俑(图三),其中13个乐舞百戏俑围绕着一件华丽的彩陶百花灯,宏大的乐舞场面一侧是端坐演奏的乐队,或吹排箫,或抚琴,或讴歌;一侧有倒掷伎、叠罗汉、跳丸等激动人心的杂技表演;处于中心位置的女舞俑脚踏一盘,正躬身扬袖,势欲前跃,在表演汉代最为流行的《盘鼓舞》;女舞俑旁有一俳优俑,其张背屈身、狂舞放纵之势和得意洋洋之态溢于言表。这种将伴奏乐队、歌舞、百戏等集中于一起的乐舞俑组合,在洛阳出土的乐舞俑群中极为典型,极为普遍。虽然受乐舞陶俑自身雕塑形式的局限,难以对汉代恢宏烂漫的乐舞艺术作全面地表达,但这些乐舞俑群都无一例外地概括了汉代乐舞最具特色、最具表现力的歌、乐、舞、百戏综合一体的表现形式,充分展示了歌唱、舞蹈、器乐、百戏等汉代俗乐形式中的主要表现类型。

    乐舞百戏是汉代最具典型意义的综合表演艺术,是汉代俗乐的代表。它以极大的包容性,融多民族、多地域、多种风格于一炉,构成了汉代庞杂的乐舞体系。它以极其随意灵活、多种规模和不固定的组合方式,或演出于殿堂楼阁,。或大作于庭院广场,成为汉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它以神奇变幻、古朴厚重的钟鼓交作、管弦齐鸣的音乐场面,以翘袖折腰、纵跃腾踏的长袖舞、盘鼓舞的千姿百态,以歌舞装扮、戏倡舞象、角抵妙戏以及飞剑跳丸、戏车高檀的杂技表演等花样繁多复杂的“百戏”形式,创造了一个个具体、直观、通俗、生动活泼、慑人心魄的艺术形象,表现了浓厚的民间文化和原始艺术精神,抒发了大胆的个性情感,高扬着生机勃勃的现实力量和世俗追求。洛阳百戏乐舞俑以一种独特的陶塑艺术形式凝聚了汉代社会精神。形态各异的乐舞俑在造型上的大写意手法,以各种表演作为关注焦点,通过高度夸张、不事细节的形体姿态,手舞足蹈的大型动作,生动而豪放的神情,异常简洁、洗练、单纯而又富有张力的整体形象,在自由狂放的飞扬流动中显示出古拙的气势和美感。这些栩栩如生的汉代陶塑艺术珍品,其本身不仅反映了汉代雕塑所达到的艺术高度,而且“反射出一种积极的对世间生活的全面关注和肯定”,焕发着强大鲜活的生命力,张扬着乐观自信的生活激情、审美理想和文化精神,洋溢着汉时从先秦理性主题走向平凡、世俗化的感性情趣。

    两汉时期,洛阳作为西汉的陪都和东汉的都城,以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特殊地位,迎来了音乐艺术的空前发展。洛阳汉墓出土的为数众多的物化形态和历史遗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音乐文化的时代风貌,突出了汉代社会以俗为尚的艺术品格,展示了汉代乐舞独具特色的文化气象,并反映出汉代音乐文化深刻的变化、社会影响及历史意义。 首先,汉代俗乐的兴盛反映了汉代音乐文化在社会功能与性质上发生的根本变化。洛阳在两周时期的一定阶段曾是中国礼乐文化的中心,等级森严的礼乐制度将乐舞与政治和伦理的结合推向了极致,被纳入礼乐制度的音乐作为一种统治手段和礼乐教化的工具,成为礼的附庸。政治教化、伦理的力量使音乐丧失了其审美的本能,致使音乐成为以礼为中心的模式音乐,最终导致了音乐艺术的僵化。春秋以降,随着周室的衰微和礼乐的“崩坏”,以“郑卫之音”为代表的新兴民间音乐,表现出世俗化的音乐风貌,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正统的雅乐乐舞体系受到了强大的冲击,从而使音乐的享乐功能压倒了等级作用,情感的力量大于伦理的意义,追求性情释放和感官享受的新乐挣脱了礼的束缚,获得了自由发展。
  
  两汉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深刻的社会变革使传统音乐的地位和形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经过先秦文化的转型,礼乐等级制度的废除,音乐在不断的演进之中已经丧失了文化建构的核心地位。先秦雅乐逐渐衰落,乐舞从祭祀、礼乐到娱图一洛阳偃师北窑乡出土乐舞杂技俑,然而,汉代百戏杂技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高超的技艺,惊世骇俗的艺术形象,眼花缭乱而神奇多变的演出形式,玄妙的艺术构思,以及声势浩大的演出规模等,都标志着杂技作为真正系统化的表演艺术体系在汉代已经形成,并奠定了我国杂技艺术的深厚基础。汉代百戏中还酝酿着对后世戏剧形成的重要因素。如汉代流行的傩戏在驱鬼逐疫的禳祭仪式中,其富有节奏的舞蹈因素、虚拟的表演动作和简单的打鬼情节,都具备了最初戏剧因素的端倪。又如汉代流行的俳优戏,以独特的艺术品格为中国戏曲奠定了难得的基本喜剧格调。最为典型的是汉代著名的角抵戏《东海黄公》,融多种技艺于一体,塑造了东海黄公性格独特的人物,并设计了一个有悬念和冲突的戏剧结构,具有固定完整的情节和出人意料的结局,已成为完整的戏剧表演。

     第三,汉代俗乐的兴盛对中国传统民族民间音乐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历史作用。经历了西周礼乐制的最终瓦解、先秦雅乐的流失与衰落,汉代俗乐在两汉封建制度的蓬勃发展中乘势而起,并迅速成长壮大,以民间音乐强大的生命力形成汉代社会音乐生活的重要潮流。平民出身的汉代统治者以崭新的思想观念,开明开放的文化策略,重新构建新雅乐体系,从汉初叔孙通改制雅乐到武帝时汉乐府机构的设立.“采诗夜诵”,创制新乐,将大量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民间音乐以俗入雅,经过整理和编制施用于宫廷祭礼、宴飨等,使其作为汉代新雅乐体系的基础与核心,构成了汉代雅乐世俗化的全新内容,进而形成了汉代宫廷雅乐与民间俗乐交融并存的历史格局。自西汉始,民间俗乐第一次拥有了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浑然不分的双重品格,也第一次成为上下雅俗趋同的主流的审美时尚,对后世民间俗乐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纵观中国古代音乐几千年跌宕起伏、汪洋恣肆的发展进程,尽管每个时期历史背景不同,音乐文化面貌不同,但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代表,从来不是雅乐,而是历代的俗乐,即民间音乐”凹。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由汉时的相和歌辗转南北演变而成的清商乐;历经三国六朝绵延不断的散乐百戏,北齐时已超过百种,至隋炀帝时东都洛阳达到了“旷古莫俦”、“振古无比”的极盛程度;唐代时广为流行的散乐、歌舞戏、参军戏、俗讲、曲子等民间艺术形式,宋元时期已成为重要乐种的说唱音乐和戏曲音乐,等等。

    这些都表现了各个时期民间俗乐如火如荼的活跃之势。及至明清,传统音乐中的民歌、说唱、器乐、歌舞音乐、戏曲五大类趋于成熟,均已形成各自特有的体系,积聚着中华传统文化丰厚底蕴的民族民间音乐,终于完成了其庞大的艺术系统的创造与构建。而汉代俗乐从它的形成过程与悠久的民间传统;从它大量反映的民间现实生活题材以及下层民众的思想感情等内容;从它广泛流传、雅俗交融的社会化程度以及享乐、审美的音乐功能,都对汉以后每个时期乃至整个传统音乐文化体系的形成、完善和发展起到了毋庸置疑的奠基作用和典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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