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戏曲文物出土情况勘误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问世，使得对中国戏曲史的认识进入了学术领域。当时他虽然认识到了“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陈寅恪语）的重要性，但限于当时条件，他对于中国戏曲史的研究只能依靠文献的梳爬、整理来进行。然而，由于古代对戏曲活动的轻视，很少有知识阶层将当时的一些情况形诸于笔墨，流传后世，仅靠文献资料进行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解放以后，尤其最近20多年来，大量宋金戏曲文物在河南、山西等地被发掘出土，极大的丰富了人们对宋金戏曲状况的认识了解，解决了许多戏曲史方面的疑案。2001年暑假，为了撰写关于宋金戏曲研究内容的硕士论文，我到河南省出土过宋金戏曲文物的各个县、乡、村进行田野考察，搜集相关资料。在收获颇丰的同时也感到有些问题需要引起注意，这些问题对于严肃的科研工作是可以避免的。对宋金戏曲史的研究者来讲，其中一些问题对于研究结果会有直接的影响。而一些错误的信息则往往会使人白白浪费许多的时间与精力。为此，我把自己调查的一些结果公布于众，并希望能为相关工作者提供一点启示。
　　
　　首先谈一下关于洛宁县出土的杂剧、伎乐、社火砖雕的问题，有的资料上说出土于该县小界乡上村，公布数量为15块，又引该县文管会主任王兴起同志的话说，这批雕砖分别镶嵌在两座墓中[1](P54)。但另有资料记载出土地点为“小界乡小界村、城关公社崛山村”两处，载明数量为20块[2](P504)。据曾两次赴洛宁考察文物的杨健民先生介绍，这批文物曾散落民间，后经文物部门追缴，最后总数为25块，其中两块重复，而具体出土地点难以确指。而我在小界乡上村考察时并没有可信的证据表明该村出土过这批文物，可靠的出土地点应当为小界乡小界村、城关公社崛山村两处，据现在的数量来看则总数为23块。因资料所云不详，而又都称发现于宋墓中，有人因此认为是宋代文物的，但也有笼统认作宋金两代的。现在看来，因为这批文物分别出土于两个地方，明显为三种雕制手法，表现出三种风格，并且砖雕用材也有差异，作宋金两代的分析判断是可靠的。认为是金代的，根据是第一组的第五人，头部“簪大朵叶子花”，而该组其他三人“幞头都是典型金式”，且该组人物雕刻手法与山西稷山马村金墓出土砖雕相仿，判断其为金代，可从其说；到目前为止，社火文物以金代和南宋出现最早，如山西侯马大李墓金大定二十年社火砖雕，山西新绛南范庄金代乐舞、社火砖雕，河南焦作西冯封金代社火砖雕，南宋传世绘画《迎春队舞图》、《百子杂剧图》、《五瑞图》等，而洛宁出土的这批砖雕中的第三组表现风格与类型与之相似，当属金代；第二组砖雕和温县西关宋墓出土的杂剧、伎乐砖雕相比较可看出，在杂剧、伎乐分组，以及乐器方面颇相类，故疑为宋代。
　　
　　其次，关于沁阳市紫陵乡宋寨村出土的金泰和二年（1202）墓散乐、杂剧砖雕，有些资料说墓内有砖砌舞台，台上是五个戏俑，但提供的照片模糊，很难看到舞台。而据村人（刘振和，1935年生）讲，当时出土人物俑8块，有持乐器的，有表演动作的，但未提及有舞台。这两种说法不知哪种可信，在此对情况作一载录，存疑待考。按：我国最早的戏台出土文物为河南安阳蒋村金墓的大定二十六年（1186）戏台模型，上有戏俑。随后有山西董明墓出土的金大安二年（1210）戏台模型，而砖砌舞台实物还没有见到过。进入金代以后，戏曲文物中，杂剧脚色和伎乐人物一同出现的情况越来越多，所以村人的说法倒显得不为无稽。另外，因为一般文物系自墓葬中出土，有些报道介绍济源瓷枕时语焉不详，导致人们以为此瓷枕也是墓葬出土。据出土瓷枕的勋掌村村民（孙荣红，1941年生；酒序中，1951年出生）说，出土瓷枕时他们在场，工作队走后村里的一些群众也去挖寻，拿出不少瓷片，并且看出里面为半圆形土质券顶，顶部焦黑，个别地方露出里面的红黄烧土块，地上也是黑灰土。那么，瓷枕应是出土于瓷窑了。
　　
　　再就是有些文物来源情况不明，这就不可避免的会对分析研究造成困难。比如温县博物馆藏的杂剧伎乐砖雕，是“文革“期间农村乱挖古墓时发现，温县文化馆于1967—1968年分别从两个地方收集来的[3](P9)。现从雕造技法分析，后四块雕砖中的两块伎乐砖雕和一块引戏砖雕当为宋代文物，这可以从偃师酒流沟水库宋墓砖雕、温县前东南王村宋墓砖雕、北宋丁都赛画像砖、温县西关宋墓杂剧、伎乐人物砖雕中得到佐证，它们都采用平面浅浮雕工艺，即在雕砖之略凸出于浅地的人物像上作阴线剔刻，所刻人物明显有绘画范本为模的特征，这是十分显著的北宋后期杂剧砖雕样式。有的资料认为杂剧二砖的副末所戴诨裹多见于金代戏曲文物中，判断此二砖属于金代；对五人杂剧砖雕一组，有人指出第一人与第五人身穿的左衽衣，第三、五人头戴的圆脚幞头，以及人物腰间的革带挎饰明显突出等，都是金代服饰的流行特征，判断其为金代[4](P873)。
　　
　　以上谈到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些本可避免的疏忽，如：
　　
　　1、修武县“小石调•嘉庆乐”石棺系出土于李万乡史平陵村，但有的资料作“曹平陵村”，两地东西仅距一公里，附近还有韩平陵、周平陵、钦平陵等村，确易混淆；
　　
　　2、荥阳宋绍圣三年（1096）石棺杂剧线刻图发现于该县东南方的豫龙镇槐西村，众多资料直接作“荥阳东槐西村”或“荥阳县东槐西村”，这是很不确切的；
　　
　　3、安阳说唱俑和戏台模型的出土地蒋村即为乡级政府蒋村乡所在地，有些资料说该地属水冶乡。其实，水冶乡西部有村名西蒋村，与蒋村乡相距约五公里，不是一回事；
　　
　　4、纪年为“宋宣和八年”（即靖康元年）的杂剧壁画出土于新安县石寺乡北李村，而不应作“李村”，因为在该县，“李村”指的是石寺乡南40余公里处的李村乡，许多资料上省称为“新安县李村”很容易引起误会，笔者调查是就为此来回奔波；
　　
　　5、温县杂剧、散乐砖雕系出土于城关温泉镇前东南王村，有的资料简省为“王村”是不应该的；
　　
　　6、出土于焦作室王封乡王庄的金承安四年（1199）石刻乐舞图，地点系村之南地，而原报道材料称为“东地”；等等。以上情况基本上不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多大影响，但如果进行实地考察肯定会给人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也是最好要注意一些的。
　　
　　最后，大多数的资料介绍温县前东南王村杂剧和乐部砖雕时都说到他们是相对站立，镶嵌于墓壁上的，然而有的资料上提供的图片却是两组人物同向站立，则其中必然有图片印反了方向，这会使不了解情况的人费解。上述有些情况似乎对研究结果影响不大，但着眼于戏曲文物的田野考察，却容易导致对文物出土地点及其人文、地理、风俗习惯等的认识不准确。而戏曲文物的田野考察对于深入了解这些情况，把握文物的生成环境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所以需要认真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