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豫剧中国精神

　4月6日，由河南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河南）中华豫剧文化促进会主办的“中国豫剧优秀剧目北京展演月”落下帷幕。一组数据直观地表现了此次展演月的空前盛况：6个省区市13个院团参演，观众达4万余人次，300多家媒体共发布4000多条消息，网络总点击量3亿人次。4月8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剧协在京主办了“中国豫剧中国精神——豫剧传承发展研讨会”。中国艺术研究院名誉院长王文章，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季国平，河南省文化厅副厅长李霞，河南豫剧院院长李树建、党委书记汪荃珍与北京、河南等地的30多名戏曲理论家参加会议，共同谋划豫剧未来。

 

　　王文章在发言中概括这次展演月之所以成功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名家云集、名剧荟萃。展演既有传统戏，也有新编历史剧、现代剧，剧目和演员高超的艺术水平提醒我们珍视戏曲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第二，展演活动由河南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主办，由河南豫剧院具体组织，文化部、中国剧协共同推动。戏曲的振兴更多的要靠戏曲人自己的努力。举办这类活动，理应让它真正成为社会、民众广泛参与，积极组织、共享成果的有效方式和途径。由这次活动可以看出，主管部门要更多从经费、政策上给予支持，同时下放职能，让文艺院团主动承担责任，吸引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这次展演提供了很好的经验。第三，充分尊重和发扬了戏曲本体的审美魅力。特别是新编的一些剧目，很多地保留、借鉴、运用了传统戏曲的表演形式。戏曲创新是必需的，但创新首先应考虑从戏曲本身资源当中来吸收营养，要重视本体的艺术价值，特别是戏曲的形式美。戏曲的传承、发展、提高，离不开挖掘传统。在这次演出中，戏曲（豫剧）本体审美特征得到了充分的表达。

 

　　王文章还指出，这次展演的成功是在习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后繁荣发展文艺事业的一个具体的很好的呈现，戏曲艺术工作者自身的创造力被激发出来。现在《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的出台，为戏曲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有赖中央政策的扶持，戏曲界通过自身努力，戏曲的传承发展大有希望。

 

　　抱团发展的劲头令人感动

 

　　在本次研讨会上，“豫剧人抱团发展”令康式昭、龚和德、王蕴明、安葵等戏剧评论家十分欣赏。

 

　　豫剧遍布全国十余个省区市，共有160多家专业豫剧院团、1000多个民营剧团，享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是我国最大的地方剧种之一。自2013年河南豫剧院组建成立起，对全国豫剧院团进行示范、引领和帮扶就成为建院宗旨之一。3年来，河南豫剧院发挥着枢纽作用，不断派人赴其他省区市豫剧团进行创作、教学指导，甚至在人才培养上实现联合招生。

 

　　在活动前期的筹备时间里，河南豫剧院领导班子一年内30次进京，联系演出业务。展演活动开幕后，所有参与其中的工作人员整整一个月没回家；其他省区市的各个剧院院团长在保证正常演出外，带头自筹资金，保证展演月活动的正常进行……

 

　　专家、学者认为，河南豫剧院率领全国豫剧院团完成这样一次战役，树立“大豫剧”理念，有助于增强全国豫剧人的自信心，也有助于戏迷对本剧种增强信心，对带动地方剧种的发展大有裨益。中国戏剧杂志社主编赓续华认为，此次展演是中国豫剧的一次大检阅、大练兵，展现了豫剧的新成果，实现了豫剧的新突破，让人们刮目相看。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主任王绍军评价是：“蹚出了一条‘领导支持、院团努力、中心开花、四方响应’的路子，值得全国戏剧界深入研究。”

 

　　康式昭、安葵说国家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出台后，戏曲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他们感慨戏曲发展首先有好的政策，同时也事在人为，豫剧人树立了榜样。河南省文化厅副厅长李霞介绍，今年，河南省对文艺事业的投入将比往年有大幅度提高，预计超过1亿元，其他配套政策也在陆续制定中。”

 

　　用中国豫剧表现中国精神

 

　　场场爆满的景象贯穿整个展演月。无论是经典剧目《五世请缨》、《花木兰》、《朝阳沟》等，还是新编剧目《程婴救孤》、《九品巡检》、《焦裕禄》、《风雨故园》、《全家福》等，以及新疆、河北、山西、安徽演出的《大漠胡杨》、《我的娘·我的根》、《宇宙锋》、《吴琠晋京》、《印记》等，剧目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而李树建、汪荃珍、王惠、贾文龙、李金枝、柏青、王红丽、金不换等名家的倾力演出让豫剧盛宴更加精美，一大批豫剧青年演员也在京城舞台崭露头角，就连贾廷聚、王善朴、杨华瑞、柳兰芳等多位年过八旬的老艺术家也鼎力相助。李树建对本次活动主旨的诠释是：“用中国豫剧完美地表现出中国精神。”

 

　　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季国平感慨地说，戏曲如今面临各种挑战，有些人盲目崇拜西方。因此戏曲人一定要把握戏曲艺术之美，要知道抓住什么、传承什么、发展什么。本次展演活动较好彰显中华戏剧的审美风范，值得肯定。

 

　　豫剧为何覆盖地域较广？龚和德分析了豫剧的三点优势：一是声腔优势，男女声、真假声结合得特别好，豫东调、豫西调互补，豪迈、缠绵兼而有之。二是语言优势，豫剧方言具有浓厚地域风情，又有被全国观众普遍接受的可能性。三是创造力的旺盛，出现了樊粹庭、杨兰春、姚金成、陈涌泉等一批剧作家，表演艺术名家新秀不断涌现。

 

　　王蕴明通过豫剧展演月看到豫剧人的德才兼备，表导演队伍建设上以老带新，可谓是后浪推前浪，所以能在剧目生产上通向波澜壮阔的美的海洋。

 

　　传播方式的现代化

 

　　媒体的强力介入也是此次展演月活动势头强劲的法宝。从中央到地方的传统媒体不间断刊发消息、综述、评论；新媒体戏缘APP全程跟踪，将23台大戏的视频全部搬上网络，扩大传播影响力，仅戏缘公众号上展演月信息的点击量已过亿。恒品文化·戏缘负责人黄俊棋说，随着科技的发展，未来艺术家的舞台除了剧院，还有网络，占领更多的移动终端，豫剧先行一步。

 

　　中国剧协秘书长崔伟称赞，这次展演不仅阵容大、剧团多、地域广，更重要的是非常有时尚性。戏曲+互联网的局面开始打开，这样就使戏曲不仅仅是圈内热，而且走向了更广泛的受众。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研所所长王馗也认同现代媒体与豫剧的结合是本次展演活动的一大亮色，这种宣传推广方式应该总结。

 

　　研讨会末尾，面对领导、观众的高度评价和深情期待，李树建回应说：“本次活动得到了中宣部、文化部、中国文联重视与支持。河南豫剧院是全国保护、传承和发展豫剧的重要载体。全国豫剧人实现‘中国梦’，下好全国豫剧一盘棋，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历史的追寻与反思——豫剧《焦裕禄》剧本创作谈

 

　　时间：2016-02-29  作者：姚金成  来源：光明日报  字体：大  中  小  

 

　　焦裕禄，可以说是河南现代戏创作中被表现次数最多的题材。但是20世纪60年代河南戏剧舞台上几十个版本的“焦裕禄”，多是好人好事的一般性展示；20世纪90年代初期，河南戏剧界数台表现焦裕禄事迹的剧目，也因缺乏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而没有走得更远。

 

　　新世纪重写焦裕禄，是我创作生涯中最为艰难、最为煎熬的一次创作经历，几乎是在绝境的挣扎中寻觅前进。最大的难点是如何把大家耳熟能详的题材既写出新意而又不脱离大家对焦裕禄的“经典”印象，如何把半个世纪前的遥远往事写得既有历史深度又能与当代观众的情感、认知相沟通。

 

　　这触及对兰考“三害”的认识，更触及对1958年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历史反思，是个非常敏感的话题领域。分寸把握不好，可能无法通过领导的审查；而如果完全回避历史的真实，那就缺乏了创作者对历史、对艺术起码的诚恳和勇气，也很难超越过去几十年中曾经出现过的焦裕禄题材戏剧，很难吸引、感动当代观众……

 

　　焦裕禄所处的年代是共和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时期，那是一个刚刚经历过大跃进极左狂热和大饥荒肆虐的年代。从1958年春开始，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运动在中原大地如狂飙突起。之后，又掀起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高潮，更造成“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瞎指挥风泛滥，许多说真话说实话的党员干部被打成“右倾”，补划成“右派”，各级干部人人自危，因担心被打成“右倾”，违心地说假话、说大话，然后又强行按虚报的产量向农民征粮，造成征购透底，饥荒大面积出现。震惊全国的大批农民群众被饿死的“信阳事件”，就是这种情况的极端表现，一定程度上也是当时河南真实状况的一个缩影。1962年初，党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开始对1958年遗祸深重的“五风”错误进行清算和纠正。但在实践中，纠错的过程并不轻松。而兰考县由于面临着风沙、内涝、盐碱等严重的自然灾害，其形势比起其他地方更显滞后，更显严峻。而焦裕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赴任兰考县委书记的。

 

　　兰考是“五风”的重灾区。我查阅了大量资料，也走访了许多过来人，深深地认识到，兰考的灾难，既有天灾，更有人祸。兰考在1957年之前，由于植树造林，自然面貌已经有了很大改观。正是1958年滥砍滥伐林木，违反自然规律乱改农田，才造成了风沙、盐碱、内涝“三害”重新肆虐。当时焦裕禄面对的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困难的局面。他肩负着党组织的重托来到兰考，要凝聚人心，抗灾治灾，为民造福。而抗灾治灾和凝聚人心都必须有符合实际、符合民心民意的路线政策来支撑，然而，恰恰当时的许多路线政策并不能提供这种支撑，甚至还与其相抵牾。作为一个清廉务实、与百姓心心相连、具有大爱情怀的共产党人，作为在第一线做实际工作的县委书记，他面临着很多无法解决的矛盾。他在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同时，其内心深处的纠结和困惑也是必然的。如果说上世纪60年代穆青他们写焦裕禄长篇通讯时不可能触及这个层面，那是一种无法逾越的时代局限；那么将近半个世纪后，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如果现在我们重写焦裕禄仍然不能清醒坦然地面对历史、反思历史，那么重写这个题材的意义究竟还有多少呢？我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使这个老题材焕发出新的思想感召力和艺术魅力呢？

 

　　这种认识应该是重写焦裕禄的思想起点。但真正做起来谈何容易！

 

　　因为对那段历史虽然早有定论，上世纪80年代这个定论也已写入党的正式决议，但在文艺创作（主要是戏剧创作和影视创作）中大家却都刻意地回避那段历史。好像那是一个伤疤，谁也不愿碰它，甚至不愿想它，好像不碰它不想它它就不存在一样。但是，现在要重写焦裕禄，不碰它不想它显然是不行的。

 

　　在豫剧《焦裕禄》剧本中，我采用的故事素材既有老的“经典素材”，也有其他焦裕禄作品未曾关注、未曾使用过的新素材。但不管老的“经典素材”，还是新挖掘的素材，我都力图用新的视角、新的手法，强化、开掘其中的戏剧性和思想内涵，使其呈现出新的审美风貌。

 

　　这里最关键的是对典型历史环境的真实再现。

 

　　比如，第一场“火车站礼送乡亲”，应该是焦裕禄事迹中大家比较熟悉的“经典素材”。但过去的“经典叙事”淡化了真实的矛盾，我根据采访历史亲历者的讲述，再现了当时外流逃荒灾民的真实处境。

 

　　当时，灾民外出逃荒已经成为一件严肃的“政治事件”，是关涉社会稳定和政府面子、尊严的“重大问题”。所以，来自上面的态度是“严把死守，不准放走一个”。县里为了拦截灾民外出，专门成立了“劝阻办公室”，在火车站甚至大小路口拦截阻挡灾民。作为兰考县的“一把手”，焦裕禄代表着兰考县的“面子”，灾民外逃，最没面子的应该是他。于“公”于私，似乎他都应带头执行上级命令，阻止灾民外出。但是，人性中的善良和大爱，又让这位县委书记“于心不忍”，欲阻不能。在“面子”和“人道”的权衡中，在与县委副书记顾海顺的冲突中，他选择了放弃“面子”。他说：“外流逃荒的根本原因是乡亲们口粮不够吃。口粮问题不解决，光是这样一味堵截，那是扬汤止沸，怎么能行呢？”“饿死人才是最大的政治错误！”

 

　　寒风刺骨，大雪纷飞，焦裕禄为百姓饥寒交迫背井离乡自己却无能为力而揪心自责。他向大家深深鞠躬，诚心致歉，殷切嘱托，施礼相送……那种从实际出发的政治态度和“以人为本”的情怀，感动、温暖了寒风中的灾民，也温暖了今天台下的观众。

 

　　第二场“瓦窑村访贤问苦”，与焦裕禄“访贤问苦”的“经典叙事”既有相似的成分，更有相异的、更深邃的历史内涵，那就是对1958年大跃进“五风”错误的深刻反思。

 

　　焦裕禄为1958年错划的“右派”平反，是兰考民间话语中广泛流传的故事。在戏中，宋铁成是林业技术员，是造林模范，在1958年“五风”狂热中，他反对乱砍滥伐树林，向上级写信反映情况，结果被补划成右派，打回村里监督劳动，补助粮也被克扣，落入了极为悲惨的境地。当焦裕禄叩门拜访时，他的老娘疑虑重重，因为担心他再多言惹祸，竟然让他装哑巴！政治运动硬是把一个血气方刚、韬略满腹的治沙专家变成了神伤心碎、噤若寒蝉的“哑巴”。这一趟让人倍感沉重和辛酸的“访贤”，警醒了焦裕禄对现实问题的深刻认识：“说真话他付出的代价太惨痛，看眼前他家徒四壁、虚弱多病、四顾茫然，我蓦然心惊！”残酷的现实更进一步激发了他“治三害挖病根纠错扶正”的决心。焦裕禄以真诚和尊重化解了宋铁成心头的寒冰，为他“摘帽”平反，和他促膝谈心，使这个性格耿直的造林能手重获新生，走上了治理“三害”的第一线。其求真务实、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态度和精神，通过这些典型情节得以悲情彰显，这使焦裕禄的艺术形象有了历史的深度和质感。

 

　　“购买议价粮”是电影《焦裕禄》首先使用过的素材，在豫剧《焦裕禄》中，它被强化、延展、升华，成为全剧分量最重的“核心事件”，也是对焦裕禄党性、人性的一次巨大考验。购买议价粮在当时是一种危险的“擦边球”，极可能以“违反国家粮食政策”而遭到严厉惩处。所以，当县长张欣理提出买议价粮的动议时，焦裕禄犹豫过、担心过。但是，浮肿病的不断蔓延，乡亲们一个个饿倒的现实，宋铁成的猝然去世，深深刺痛了他，警醒了他。在执行政策的“原则性”和生死攸关的“人性”较量中，人性中的大爱、恻隐再次占了上风。面对调查组“政治高压线碰不得”的提醒，他愤然呐喊：“让群众吃上饭错不到哪里去”！面对“张欣理已经把责任都担起来了”的“善意保护”，他勇敢担当：“真有错我担责任，纵受处分也甘心。”疼百姓、爱百姓、为百姓着想，使焦裕禄最终有勇气突破特殊时期某些错误政策的局限，做出超出常人的行为选择。剧作正是在焦裕禄内心的犹豫、权衡、纠结的痛苦中，在突破政策局限的艰难抉择中，显示出其人性的光辉。其爱民、为民、亲民的公仆情怀，在悲怆的情感迸发中得以凸显。

 

　　“病床上痛斥韩大刚”一场，是《焦裕禄》对当年“浮夸风”运动的一次痛切回应。“浮夸风”，是当时除却天灾之外，给国家造成灾难的巨大“人祸”。作为亲历者，焦裕禄对它带来的危害有着切肤之痛。所以，当得知韩大刚虚报产量后，他痛心不已，斥责韩大刚：“过量征购将给老百姓再次降临一场灾难！这不是天灾，是人祸！”“兰考的百姓已经够苦了，我们不能再亏了百姓啊！”在这里，焦裕禄的党性和对党的忠诚，与对百姓的悲悯之心，与善良人性是融为一体的。

 

　　50年后的今天，当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使中国社会彻底摆脱饥荒、走上富裕，而贫富悬殊、干群关系异化又成为令人深切忧虑的社会问题的时候，这些最普通的家常话却具有了振聋发聩的力量。其奥秘就在于其朴素的人性力量对当今社会现实的针砭和观照，契合、呼应了时代的需求和群众的强烈愿望。我想，这也是豫剧《焦裕禄》在今天走红热演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