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践前人旧行迹 独惊斯世擅风流--许顺湛

 　　介绍考古学家许顺湛先生的学术思想

 

　　“不践前人旧行迹，独惊斯世擅风流”两句诗是北宋诗人张耒评述黄庭坚诗歌成就时所作。当我们纵观河南博物院考古专家许顺湛先生考古著述轨迹时，用这两句诗评述许先生的理论体系时，再恰当不过了。许先生虽然已78岁的高龄，但仍著述不掇，思维敏捷，站在历史考古的学术前沿，捕捉学术热点，提出新的观点，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他出版了《灿烂的郑州商代文化》、《商代社会经济基础初探》、《邓县彩色画像砖墓》（合著）、《河南出土空心砖拓片集》（合著）、《中国奴隶社会》、《中原远古文化》、《黄河文明的曙光》、《许顺湛考古论集》、《五帝时代研究》，其中以《中原远古文化》、《黄河文明的曙光》和《五帝时代研究》最能反映其学术思想。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许先生根据我国史前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成果，针对当时学术界普遍认为仰韶文化“母系说”的观点，提出与众不同的“父系说”新观点，论文发表之后，立即引起学术界的争论。这场学术辩论经历20多年，直到1986年，在河南渑池县召开的纪念仰韶文化发现6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父系说”才被人们所认同。许先生的仰韶文化“父系说”，揭开了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序幕。
　　
　　仰韶文化“父系说”是许先生研究生涯的切入点，他务真求实，谦虚谨慎，顺着历史脉搏去探索文明起源的源头，几十年过去了，他付出的辛勤劳动终于结出硕果。
　　
　　关于文明的标志，许先生在《黄河文明的曙光》中作了清晰地、与众不同的界定，提出了五条标志：①农业生产社会化；②手工业生产专门化；③脑力劳动阶层化；④部落酋邦化；⑤礼制规范化。许先生的五条标志与传统的“三大件”（青铜、古城、文字）不同，它更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发展的真实面貌。许先生认为，世界上任何文明中心的形成，尽管其内容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都不可或缺这五条，这就是人们称之为的“文明起源新论”。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文明是在东亚独立发展起来的原生文明。考古学研究证实，中国的远古文明起源，可上溯8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下至夏商的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是一部完整的文明史，外来文化始终不占主要成份。因此，人们研究和探讨中国文明起源，对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借鉴历史之经验，是非常有价值的。正因为如此，十多年来，才迅速兴起了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的热潮。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学者以文字出现作为主要标志，认定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陶器上的符号为原始文字，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6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有的学者认为红山文化发现有宗教礼仪性质的建筑，如女神庙、祭坛、积石冢等，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5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有的学者依据龙山文化发现许多古城，认为中华文明诞生在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有的学者综合文字、古城、青铜和礼仪性建筑，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3600多年前的二里头文化。此外，一些中外学者认为中华文明由商代二里岗文化开始。由此可见，由于立论依据不同，分歧极大，竞使中华文明之开始相差两三千年。因此，最近有的学者有意避开物质文化因素，把文明的标志视为私有制、阶级和国家是否出现上，显然，这条路似亦走不通。国家不是文明的同义词。在原始社会，文明促使了国家的出现和发展，一旦国家出现之后，国家的职能又促使文明的发展。由于人们对“国家”的含意理解不同，仍使这个问题莫衷一是。因此，许先生的文明起源新论，为我们探讨远古文明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实质上，许先生的文明新论，不仅抛弃了十九世纪摩尔根等人的社会发展模式，而且，亦抛弃了文字、古城、青铜为文明起源的“三大件”的模式。这是许先生治远古文化史的一个重要学术思想基础。
　　
　　关于中华文明起源标志的探讨，必然引出关于国家起源形成理论的重大课题。
　　
　　在《黄河文明的曙光》中许先生讲：“我赞成原始群、氏族部落、酋邦、国家这样分期的序列。”并较详尽地讨论了上述几种社会形态转换的一般特点。显然，这个新的分期法与我国几十年来传统的历史教课书中把社会发展分为原始群、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国家的模式有明显的区别。许先生不以婚姻属性划分社会形态是符合中国远古历史的。在中国古代社会、氏族社会是以亲属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但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并未按原始群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国家的演进模式发展。我国一些学者，由于受摩尔根学说的影响，认为母系制是石器时代的产物，与文明无关；或者认为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社会性质为母系制，龙山文化为父系制；或依典籍中有关尧、舜、禹、殷契、周弃从母居、从母姓、感应生育等记载，遂认为夏代尚处于原始社会，中国的文明社会从商代起，等等。许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形态有其自身特点，如夏商周三代，其政权实质均为宗族性政权，主宰国家政权的人是统治民族的贵族，虽说三代为奴隶制社会，但奴隶在国家中所占比例较少，属于非经典式奴隶制。由此可见，硬套十九世纪摩尔根的公式是不符合中国历史状况的。再以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为例，其分布上下两千年，纵横数千里，其社会形态不可能以同一个速率前进，在某一个历史横面上，可能同时存在多种社会形态，如存在原始群、母权制、父权制、双系制、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酋邦或城邦、酋邦王国等。到了龙山文化时代，酋邦制可能发生重大演进，依《孟子•万章》引孔子话说：“唐虞禅，夏后、殷、周继。”这说明，尧舜时代实行的禅让制，到了夏商周三代，变成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家天下制，而这种禅递是合乎时代发展的。在许先生另一篇著名论文《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中，历数了黄帝时代有八大发明创造，这些物质文明成就，奠定了酋邦王国的诞生，并使初期的国家具有“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专政职能。社会这种职能的出现和发展，是社会诸多文明因素产生和发展的结果。因为，许先生认为，中国文明源于五六千年以前，中华文明时代自黄帝时代起。
　　
　　寻找中国文明源头，再造中国文明史是许先生所研究的最高目标。人们在期待着。《五帝时代研究》宏伟巨著终于诞生了。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五帝时代研究》于2005年2月面世。洋洋洒洒77万字。该书最主要功能是引导人们如何走出古史传说时代的迷茫，把“五帝”作为信史，复原中华恢弘的6000年文明史。
　　
　　许先生以翔实的资料，较客观准确地界定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时代定位，他们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概念，如黄帝十世历1520年，颛顼九世历350年，帝喾（包括尧）十世历400年，帝舜一世历50年。又如许先生把五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相对照，使人们看到了远古五帝时代的物质文化成就，黄帝时代与仰韶文化中晚期相当，明确指出庙底沟类型是黄帝文化。颛顼、帝喾、尧、舜时代与龙山文化相当，中原龙山文化是颛顼、帝喾、尧、舜文化。这个研究结果，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和历史价值。说明五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初期阶段，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中国古代国家模式应由五帝时代起，基本上是酋邦制、王国制和帝国制。五帝时代基本上是酋邦国家阶段，经历约2000年左右；夏商周三代为王国阶段，经历约2000年左右；秦汉开始至清，为帝国阶段，经历2000年多一点。许先生的文明起源“三段论”是合理的，使人们很清晰看到中国实实在在有五六千年的文明史。除此之外，许先生还指出黄河流域的大中原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其他地域文明与中原文明最终融为一体，像百川归海，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华夏文明格局。
　　
　　关于社会发展的动力，许先生在其著作中多有论述，他指出主要因素有科学技术革命、族团之间争夺生存空间以及后来的阶级斗争等。特别是古代科学技术成就，对推动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从氏族部落时代起，经酋邦制到三代王国，它们的演进和发展，无不以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发明和应用为先导，都首先被应用到战争和生产中去。许先生还详尽地论述了动植物驯化，农业的刀耕、锄耕、犁耕的发生与发展，陶器的发明与发展，制玉工艺的发明与应用，金属冶铸的重大成就，木漆器的发明，编织和纺织的发明，居屋营造技术的演变，宫殿与宗庙建筑成就，城墙的建造，以及众多的科学文化成就，如发明文字、度量衡的使用、天象历法的发生、医药学的创建、绘画雕塑艺术的繁荣、葬制、人体自身的美化等等，无不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相关联。因此，许先生的很多著作，不仅仅是一部古代社会发展史，而且，还是一部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史。读后更使人深刻地领略到中原文明博大而精深，极富特色而又光照环宇。
　　
　　许先生的学术思想是多方面的，除上述介绍其“文明新论”外，在其他史学、考古学前沿领域也富有成果。如早期曾积极寻找夏文化；对殷商文明亦多有建树，如对郑亳和西亳，首创“两京制”；炎黄文化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人文始祖认同等方面亦多有研究成果。此外，还广泛地参与了姓氏文化、旅游发展等多项活动。
　　
　　许先生从参加文博工作至今已有53年，他的博学和高贵品格受到了人们的高度赞许。党和国家给予他许多荣誉。薪火相传，几十年的风雨历程，保留了很多有价值的物品，而这些他都无偿地捐献给了国家。许先生正式把255件物品包括专著手稿7部，论文手稿69篇，序、跋、书评手稿42篇，杂论手稿59篇，书信42封，荣誉证书、证章、合影32件于2000年8月11日都捐献给了国家收藏单位。在这些物品中，有几样特别引人注目，如《中原远古文化》、《黄河文明的曙光》荣获省社科优秀论著一等奖证书；1996年许顺湛入《中华劳模大典》入编通知书；1959年以毛泽东、刘少奇名义给许顺湛参加“庆祝建国十周年大会”的请柬；1960年以周恩来名义颁发给许顺湛的“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的请柬；1956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接见全国先进工作者在怀仁堂的合影照片；河南省第六、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证；郭沫若给许顺湛的一封信……这一件件物品，无不凝结着许顺湛先生不凡的人生经历，凝结着他几十年艰苦奋斗的历程和辉煌的事业。
　　
　　许先生一生深深扎根在河南文博战线上，是河南老一辈考古学家，几十年来留下的一串串闪光的脚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退休后，又创造了新的事业辉煌，他那种光明磊落的共产党人的品格，不求回报的无私奉献精神，在科学上不畏艰险敢于攀登的勇气，在今天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不正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