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岗敬业辛勤耕耘五十余 文物考古与古建筑事业

 

　　欣闻河南省文史研究馆确定今年将首次为该馆馆员出版一套文史丛书，和我一起共同为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的文物考古与古建筑著名专家杨宝顺同志的《文物考古与古建筑文集》已被列入其中，不胜之喜。
　　
　　杨宝顺同志自1951年参加工作以后，半个多世纪来一直奋战在文物考古与古建筑工作的最前线，先是参加了文物调查和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后来又以毕生的精力从事古建筑的勘察测绘和保护维修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受到省和国家的表彰与奖励。如由他负责主持保护修缮的具有重大历史艺术价值的唐代古塔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阳修定寺塔，其艺术价值之高在全国古塔之中十分罕见，塔身遍布精美华丽的砖石雕刻，而且均为唐代原构，全国绝无仅有。宝顺同志在接受了这一任务之后，首先对塔的现状和残坏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勘查测绘，然后拟制出科学的保护维修方案，并一直在工地与其他同志一起参加施工工作。我记得在此塔的年代问题发生争论的时候，他多方进行实物研究和文献查考，向有关专家请教，费尽了千辛万苦，不仅把这座“中国第一华塔修定寺塔”修缮完工而且还了它唐代原物的真实名份。为此以该塔“饰面花砖的复制研究及补砌锒嵌工艺的两项研究成果”而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级科技成果奖。
　　
　　又如由他负责领队、深入到太行山区对素有“神秘的万佛沟”之称的宝山灵泉寺及其石窟和摩崖石刻塔林等，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查和清理研究工作。
　　
　　因该寺院地处深山峡谷中曾长期遭受山洪泥沙冲击，自清末以来其寺院建筑遗址多被湮埋地下，附近的石窟及摩崖石刻塔林等也大部被泥沙湮盖和堵塞。因而要查清这处千年古刹的本来面貌是十分困难的。为了完成勘查清理任务，宝顺同志与其他同志一道坚持食宿在这处人烟稀少的山沟里，长达半年之久，从未离开岗位一步。最后终于克服种种困难全部完成了既定的考古勘查清理及现场研究任务。不仅将这处全国现存时代最早、数量最多、雕刻艺术精美、风格独特并多数刻有塔铭的摩崖石刻塔林（包括北齐双石塔共158座）全部展现出来。而且还完成了附近三处石窟，即：由著名高僧道凭开创的东魏“大留圣窟”和刻有北齐著名高僧僧稠供养像及碑铭的北齐“善应石窟”及由隋代著名高僧灵裕开凿的隋代“大住圣窟”,以及寺院基址的勘查清理工作。从而揭开了这处鲜为人知的“神秘的万佛沟”之谜。大量实物史料表明，宝山灵寺及其石窟塔林，历经东魏、北齐、隋、唐、宋数个朝代。为我国佛教大发展的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产物。不论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上，还是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都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因此，我对宝顺同志这次担任领队克服多种困难完成了全部勘查任务，所获得的成果，表示高度的称赞。宝山灵泉寺的考古勘查清理任务完成后，宝顺同志又及时将材料进行整理并撰写成书出版。受到上级领导部门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曾被授予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省级奖。宝山灵泉寺及其石窟摩崖塔林，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此外，宝顺同志还在地下考古方面，曾主持过许多古遗址和古墓葬等的调查、发掘工作，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其中比较突出的如：1954年在鹤壁市首次勘查发现了宋、元时期，具有地方风格和巨大规模的瓷窑遗址。还曾应邀参加由中科院组织的黄河水库考古队，担任河南地区领队，按时完成了对黄河水库湮没区内的考古勘查工作，曾受到上级领导表彰。还负责主持完成了渑池西河南村仰韶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重要收获。他曾于1959年勘查发现了鹤壁市一处宋代的大型煤矿遗址。当时他曾在这处距地表50米深的古矿井下，坚持涉水勘查达30多小时之久，终于查清了这一古煤矿的原貌。除发现一些古瓷器和一方石砚外，更重要的是发现了古矿的4条巷道及当时的井口，照明用的灯龛、排水井、条筐及生产工具、运输工具，以及空间巨大的采煤区10处。经研究新发现的井下古瓷器，其形状、质地和釉色均与当地宋代瓷窑遗址中出土的相同，其文具石砚也是宋代遗物。从而表明古煤矿的时代，应为宋、元时期。为我国现今发现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煤矿遗址。对研究我国古代的采煤史，具有极其重要的史证价值。此外，他还在安阳的洹河之滨，首次调查发掘了一处规模较大的隋代瓷窑遗址。过去有些研究中国瓷器史的人，曾有一种“南青北白”的定论，但都被北方经常出土的青瓷所质疑。但北方多次出土的青瓷，其烧造的窑址究竟在何处？却未曾见到。所以，多年来人们对此问题一直猜测不一。因此，宝顺同志对安阳隋代相州瓷窑遗址的调查发掘成果，确凿的证实了相州窑（安阳隋代时称相州）的地点。这对研究我国陶瓷史是一突出贡献。另外，他还主持过对安阳北齐范粹墓、温县唐代杨履庭墓及焦作的金代邹复画像石墓等多处重要古墓和古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均取得了重要收获。
　　
　　宝顺同志除了主持和参加了许多文物考古与古建筑保护维修、勘查测绘的实际工作之外，他还潜心学习，刻苦钻研，把取得的经验和成果总结归纳，写作论文，编辑成书，以广流传和交流经验。除《安阳修定寺塔》（1983年由中国文物出版社出版）、《温县慈胜寺》（1988年由北京紫禁城出版社出版）、《宝山灵泉寺》（1991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及《文物考古与古建筑文集》（2004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等专著之外，他几十年来所写的文物调查、考古发掘、古建筑考察研究，时代特征考证，年代鉴别，保护维修工程等的报告、介绍、论文等一百多篇，分别发表在国家、省各级报刊上，是一笔珍贵的当代历史文化财富，如不将其收集整理出版，日久散失，将是河南乃至全国文物考古和古建筑历史文献的损失。为此，我非常赞佩河南省委、省政府和省文史研究馆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视。在省文史馆建馆50周年之际，在已出版了由馆员们撰写的《中原文史萃编》一书之后，又将出版一套馆员丛书，以展示馆员的科研成果，丰富科学文化的内容，是属一件功在当今，利及后代的盛举。
　　
　　在杨宝顺同志此次出版的《文物考古与古建筑文集》中，所选出的50余篇，只是他一百多篇中的一部分。从这50余篇文章之中不仅可以看出他近半个世纪来在文物考古与古建筑工作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而且我认为同时也是他把毕生心力奉献给祖国文物考古与古建筑事业的历史见证，至为可贵。
　　

 

　　我一直认为，文物古建筑的保护与考古工作（过去曾称之为地上地下），虽然在工作方法上有所不同，但是又非常的密切。许多古建筑的调查研究以至保护维修要靠考古来帮助或解决。而许多古遗址、古墓葬等也都是古建筑的遗存遗迹，两者确实难以分割。因此，我也曾多次呼吁古建筑和考古工作专业人员的密切合作。宝顺同志则是身兼二技的人才，甚为难得。我记得曾经写文回忆被称之为新中国文物考古人才“黄埔一期”的1952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由文化部、北京大学、中科院共同合办的全国第一期考古工作人员专业训练班时，就举了宝顺同志当时既是学考古，后来又专门学古建筑的例子。因而，在他的50余篇文章中，也正反映了这一特点。
　　
　　当文集即将付梓之际，宝顺同志将此喜讯告我，并寄来有关资料，内容和目录等。要我为之作序，既是半个世纪以来志同道合的老战友，又是半个世纪来共同把毕生心力奉献给了文物古建筑事业的老同志，而且他的许多工作我都参与或支持过，他的文章也大多阅读过，焉好推辞。于是写了以上感想和意见，聊以当序，并借此表示对文集出版之祝贺。
　　
　　（编者：本文系我国著名古建筑专家、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先生，为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研究员杨宝顺先生所著《文物考古与古建筑文集》一书所作的序言；文章题目为转载时编者所加，谨此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