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藏镶红铜龙纹有盖铜方豆的年代与功用

            

 

 

         河南博物院收藏一件饰有红铜龙纹的带盖方体铜豆。该铜豆1978年由当时的河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于河南省固始县侯古堆大墓发掘出土，至今保存完好。其整体由盖、盘、柄、底座四部分组成：豆盘作方斗形，下腹渐收成小平底。豆盘下有八棱形高柄柱形豆把，下接复盆式圈足底座。方形豆盖与豆盘相似，可覆盖于盘上。豆盘和豆盖的两侧有焊接的对称环耳，盖顶四角也各有环钮一个。没有环钮的两边各有两个兽首边卡。豆盖倒置时，四环钮成四支足。在豆盘、豆盖、及圈足上，均装饰着红铜镶成的龙纹图案。两两相对的红龙，尾巴上翘，冠角卷起，作爬行状。或昂首扑伏，怒目对峙；或躬腰勾首，作回顾状，生动活泼，颇具情趣。其间用对顶三角形（有称梭形纹、工字纹等）图案分界。铜方豆的口长7厘米，口宽7厘米，通高30.5厘米。尤其珍贵的是铜豆的盘底和盖里，均铸有四字铭文，为铜豆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该件精美的铜豆虽然已出土多年，它所蕴藏的许多文化内涵依然令人回味无穷。

 

　　
　　一、铜方豆的年代
　　
　    该件铜方豆是文物工作者从正式发掘的大墓中出土，依据发掘报告，它的时代被定为春秋晚期。然而，出土铜豆的侯古堆大墓自发掘之时，其性质、年代就存在不同意见，这也使该豆的年代变得不确定了。
　　
　　根据墓内文物，特别是2件勾吾夫人季子媵簠，以发掘者为主的专家学者认为，该墓系吴国国君夫人墓，年代当在公元前6世纪末，即春秋末年1。另外一部分专家则认为，侯古堆大墓位于楚地，墓内器物都是典型的楚文化遗物，并见于较晚的楚墓。墓主可能是楚国封君的家属，出土器物接近寿县西门蔡侯墓而稍晚，其年代估计为战国前期偏早2。有些学者干脆模糊地称春秋战国之际。
　　
　　就这件铜方豆来说，即便是所属墓葬的年代确定，作为墓中唯一1件造型别致的饰龙纹铜方豆，其年代或许与墓同期，也可能早于墓葬几年乃至几十年，所以，仍需要具体分析。
　　
　　侯古堆大墓的年代，经器物比对，我们觉得定在春秋晚期还是可以的，更多的具体分析此不赘述，这里仅就这件铜方豆的纹饰、器形略说一二。
　　
　　铜豆这类器物至少殷墟早期已经出现，如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假腹豆。青铜有盖豆的出现较晚一些，过去以为在战国时期，随着文物考古工作的开展，河南、山西、陕西、河北等地普遍发现春秋时期的铜盖豆，如光山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的春秋早期铜盖豆，沂水刘家店出土的“公簋”，故宫收藏的春秋中期丢失豆盖的“富子上官登”子口豆，寿县蔡侯墓、淅川下寺春秋晚期墓铜盖豆，等等。春秋战国时期楚地的青铜器组合中，食器以簠、敦为主，不流行铜豆。楚地铜豆始见于春秋晚期，当是在中原地区的影响下出现的，且主要见于级别较高的大中型墓。楚地的方形有盖铜豆则是对中原铜豆的一种创新发展，也始于春秋晚期，用至于战国中期。根据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地区的铜鼎、铜豆等器物，呈现与中原地区反向发展的趋势（如柄、足时代越晚越细高），我们认为侯古堆一号墓出土的这件铜方豆，时代早于战国早期，应是春秋晚期之物。将它与战国早期淅川徐家岭十号墓中的铜方豆相比，二者的早晚差别十分明显。
　　
　　徐家岭M10：77，M10：78均为方形铜盖豆，豆盘也呈方斗形，豆盘两侧有两个对称的环钮下腹内收为小平底。豆盖为覆斗形，平顶，四角有四个环钮，盘口处有两个对称的环钮，没有环钮的两边各有两个兽首边卡。盖顶、豆腹、圈足上均饰卷云纹。豆柄为九棱形，类似于侯古堆铜豆的八棱形。喇叭状圈足亦相类似3。可以看出，战国早期的徐家岭铜方豆，豆盘更浅，豆柄更高，柄中部变细。到战国中期，这种趋势愈加显著，如江陵藤店M1铜方豆，柄更细，盘更浅，纹饰消失成素面。（见下图）

 
 

       楚地春秋晚期与战国早期、中期铜方豆比较    
 

　   所以，就器形而言，侯古堆铜方豆的时代，应在徐家岭战国早期铜方豆之前，这与墓葬的年代相吻合。
　　
　　侯古堆铜方豆采用镶红铜工艺，在豆身、豆座上装饰侧面爬行龙纹，这种红铜侧行龙纹源自周文化，可能是由晋、齐等北方国家于春秋晚期传到楚地。目前，发现的楚系青铜器上的红铜侧身爬行龙纹，其流行时段就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河南淅川下寺楚墓4、安徽寿县西门蔡侯墓5、随州曾侯乙6墓等，都出土不少饰这类纹饰的青铜器。
　　
　　作为一种崇拜物，龙的形象有几千年的演变史，在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造型可谓千姿百态，变化无穷。侯古堆铜方豆上的这种侧行龙纹，是在西周同类龙纹的基础了发展而的，西周青铜器和玉器上就不乏其例。此类龙纹取形于猛兽，只是头上生出了龙角。其形态可分为昂首前行和勾首回顾两种。楚地青铜文化在春秋中期之后，接受了这两种造型，并将富有生气活力的昂首阔步状的龙形发扬光大，而逐渐淡化了勾首回顾状的龙纹造型。这或许反映了楚地艺术家的审美观乃至整个地区的时代风尚。考古工作者发现，在西周晚期的晋国，勾首回顾状的龙形还非常时尚，山西省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出土器物的纹饰中，普遍存在首呈回顾状的动物纹饰，铜器和玉器中占很大比例，如铜盉、铜盘，两件壶上均有回顾状龙首，有动物纹饰的73件玉器中，回首的41件，占56%。这种纹饰西周大量出现，发展到东周就演变成缠绕、扭曲的蟠螭纹7。尽管如此，勾头龙纹在北方地区依然延续到战国早期。与淅川下寺楚墓、固始侯古堆M1、寿县蔡侯墓等出土铜器上的侧行龙纹相近的纹饰，在河北、河南等地的春秋战国铜器上还继续存在。如春秋晚期早段的河南辉县甲乙墓镶龙纹红铜铜壶，春秋晚期河北新乐中同村错红铜龙纹铜豆等8。
　　
　　比较南北方镶红铜侧行龙纹的不同发展阶段，北方基本保持了西周以来以勾首龙为主的纹饰造型，楚地则反其道而行之，春秋晚期便以昂首躬身的侧行龙和中原勾首状龙纹并举。至战国早期，楚器侧行龙纹中的勾首纹已很少，且龙体大变，龙的形态云纹化，风格更加潇洒自由，如人所言，其状若轻云卷舒，曾侯乙墓铜器上的龙纹即其代表。
　　
　　再看侯古堆镶红铜龙纹豆，从座到盖，所饰的七层龙纹图案中，有三层是勾首龙纹。器盖顶部中央的龙纹装饰，也还是勾首龙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勾首龙与春秋时期北方那种龙尾下拖的勾首龙已大相径庭，不仅龙尾上扬，而且有的龙首开始呈尖嘴状，成为鸟嘴兽形龙。仔细观察，鸟嘴兽形龙已经在背部生出小小的翅膀，似欲遨游太空。这种尖嘴兽龙到战国早期依然存在，只是更艺术化了,可谓楚人尝试创造凤鸟崇拜纹饰的先导。侯古堆镶红铜龙纹豆上的纹饰表明，勾首龙纹当时尚占重要地位，它正处于北方龙纹向南方龙纹变化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就是春秋晚期。仅以侯古堆铜方豆和辉县甲乙墓、下寺楚墓、徐家岭与和尚岭楚墓、擂鼓台一号、二号墓等所出相关器物作形态、纹饰的比较，馆藏镶红铜龙纹豆的时代可以定在春秋晚期晚段，更具体地说，在公元前6世纪末。
　　
　　二、有盖铜方豆的功用
　　
　　豆这种器物历史悠远，5000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等原始文化中就普遍出现。以后的发展中，豆的形式、种类越来越多，有陶、木、石、铜等不同质地，基本形制是上有盘，下有圈足器座。由器座的不同，又可分为粗圈足豆和细柄形豆两大类。随着有耳豆、有盖豆的出现，豆盘深浅的不一，等等，又可分出更多不同形式的豆类。不同时期、不同形式的豆，其功用是不尽一样的。
　　
　　青铜豆出现于殷墟文化的早期，在江西新干、河南安阳、山西保德、山东长清、陕西老牛坡等地，都曾发堀或采集到单个的商代铜豆。西周时期的铜豆以西周中晚期器为主，主要集中出土于陕西沣西张家坡、周原，以及宝鸡茹家庄弓魚国墓地，且开始成组出现。洛阳北窑、山西等地也有个别出土9。其形式多是粗圈足无盖豆，这种豆也自铭为“铺”，当与其盛放肉干、果脯有关。东周时期，随着诸侯国势力的发展，卿大夫阶层的强盛，铜豆的的使用更加普遍，分布范围扩大。特别是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带盖铜豆出现并流行，铺类粗圈足铜豆消失，细柄的高足和矮足豆蓬勃发展，并逐步成为青铜礼器组合中重要的食器品种。对于铜豆的功用，通常都认为它与其他种类的豆一样，是专备盛放腌菜、肉酱等调味品的器皿，属肉食器10。这种观点主要源自《周礼》《仪礼》《诗经》等儒家经典，汉魏及以后学者的经典注疏，其言有据，但是不全面，不准确。
　　
　　东汉许慎《说文》曰：“豆,古食肉器也。”这代表了汉代对豆的正规认识。《诗•大雅•生民》：“卬盛于豆。”毛《传》：“豆，荐菹醢也。”菹即咸菜、酸菜之类；醢即肉酱。古人吃熟肉时要蘸一些肉酱，配一些咸菜酸菜以调味。《周礼•天官冢宰》载：“醢人掌四豆之实。朝事之豆，其实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馈食之豆，其实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实，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实，酏食、糝食。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实，宾客、丧紀亦如之。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王举，則共醢六十瓮，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实之。宾客之礼，共醢五十瓮。凡事共醢。”这段记述涉及众多食品在此暂且不论，四豆之实中的确包括大量肉酱类食物，汉人所言不误。
　　
　　《仪礼》一书详细记述了周代多种礼仪活动，其中几十处反映出豆的功用。如《仪礼•乡射礼》称“脯用笾，醢以豆”，郑注：“脯用笾，笾宜干物也。醢以豆，豆宜濡物也。”《士冠禮》：“兩豆，葵菹蠃醢。”《少牢饋食禮》：“上佐食羞胾，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設于薦豆之北。尸又食。食胾。”等等。
　　
　　《国语》中有“觞酒豆肉箪食”这样的句子，意思就是：一觞酒，一豆肉，一箪饭。将肉与豆联在一起，说明当时豆是盛肉的。以后形成一个指代饮食的成语：觞酒豆肉。
　　
　　我们引述上面的古文献，是想提示大家从中注意，豆作为古人的食用器物，并不专用于盛肉或肉酱这类荤食，同时也用来盛咸菜、酸菜等素食，也盛“五齊”之类荤素混合的菜肉酱。另外，这些都是豆在礼仪祭祀活动中的功用，也仅代表它的一个方面。其实，古代的豆功用多多，不一而足。
　　
　　首先,它是古人日常使用的一种饭食器。既然是吃饭的用具，所盛之物就不限于肉类。豆发明在原始农业分布区，最初的陶豆、木豆应是盛稻黍稷的，商周的铜豆也不例外。从铜豆的起源与发展观察，它的外形、名称、功用都类于饭食器簋。目前最早的铜豆——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的假腹豆，似脱胎于晚商的圈足食器簋。古代豆、簋二字的发音也十分相近，直到春秋中期，山东刘家店出土的盖豆，其盘底自铭仍为“公簋”11。研究青铜器的专家学者发现，中原地区到春秋晚期，先前流行的鼎、簋（簠）、舟、罍、盘、匜礼器组合，演变为鼎、豆、壶、罍、盘、匜，饪食器铜簋被铜盖豆代替。高明先生就曾明确指出：“盖豆的功用与盛醯醢的盘豆不同，洛阳烧沟战国墓出土的陶豆中，常有粟米残余，说明它的用途与簋相近，属于盛食器之一种。”12文物考古资料证明，豆作为食器既盛肉也盛谷食。如安阳郭家庄商代铜豆中就盛有鸡骨13；山西太原金胜村M251赵卿墓的铜豆内有焦化黍发现14；江陵藤店M1出土的铜方豆中，也曾发现盛有牛排；20世纪50年代发掘的河南陕县后川M2040墓的豆腹中，残留有谷物或细骨。该墓中的另一件方座式豆形铜簋内，同样留有谷物和细骨，此乃盖豆与簋功用相同的又一证明15。
　　
　　我们发现，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铜盖豆代替铜簋的过程中，曾出现一些昙花一现的独特器物。如河南辉县甲乙墓中的几件附耳豆16；山西浑源李峪村东周墓出土的高圈足，圆角长方体的簋形器17；山西长子东周墓M7出土的柄下带方座的Ⅱ式豆18，等等。这种豆在前述后川M2040中，金胜村M251内均有出土。它们的来去匆匆，是饪食器簋的最后告别，也折射出食器盖豆与食器簋的亲密关系。
　　
　　出土铜方豆的楚文化地区虽然不流行铜豆，但也存在同样情况。该区春秋战国盛行鼎、敦、壶礼器组合，敦与中原簋的功能相等，而豆的用途与敦相近，所以，我们看到，楚地的寿县蔡侯墓中的铜豆，其豆盘形态颇似铜敦，可谓敦形豆，其功用也当相近。可见，豆和敦、簋一样，是古人日常的一种饭食器，而不只是肉食器。
　　
　　在铜器铭文中，也能很直观地见到古人以豆盛米，奉献祭祀的字形。如盂鼎、大师虘豆等铭文中的烝字：

 

                                                                             
 

　　
　　容庚先生说，此字“从米从豆，像载米于豆。从升进之义，当训为登、为进。”19甲骨文中也有类似的字形：
　　
　　

                                                               甲一九九0续一、二、六三
　　
　　徐中舒先生主编的《甲骨文字典》解其字：“象实米粒于豆登而进之之形，乃登进黍稻以祭祀神祗之专字。”释其义：“进黍稻以祭祀也。”20有意思的是洛阳出土的春秋晚期哀成叔豆，盘内底上铸有铭记：“哀成叔之登。”最后一字发掘报告隶定为，即登字的异体字。登、豆音近可假借。这个登字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字体中多出一个月（肉）字旁，以表示此豆盛肉。这进一步说明，商周时期的铜豆是既盛米又盛肉的。
　　
　　其次,豆也是专用礼器。春秋战国时期的贵族墓葬中，铜、陶、漆木豆普遍存在，并成为礼器组合之一。《史記•乐书》说：“簠簋俎豆，礼之器也。”古人将日常喜欢使用的器具，选作礼仪专用器，这也符合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观念。作为礼器的豆，其功用有别于日用器，有了更规范化、更程序化的用途。如前所述，在祭祀宴礼中豆主要用于盛放和贡献熟肉块、肉酱、肉浆、酸菜、咸菜等，具体情况汉•郑玄、唐•贾公彦：《周礼注疏》、《仪礼注疏》，清•孙诒让：《周礼正义》等，言之甚详，此不赘述。
　　
　　考古资料表明，作为食器或礼器来用的铜豆,其盛物不仅有荤素之分,还有温凉之别。20世纪30年代，河南辉县甲乙墓出土的8件铜豆，“出土时皆坐于鼎中，是豆中盛食物置于鼎中沸水间，而用于蒸温也。”“且有数器，镫皆为灰白之水锈所蚀，是亦豆置鼎中燉食物之力证。”22是铜豆也为温蒸之器。
　　
　　另外，郭豫才先生还提出，铜豆与缶一样可为乐器。因为盆、缶之类可击而歌之，“豆之上器与盆无异，故往昔亦用以为乐器。”他考证“鼓”字，认为“鼓之形制实由豆所演变，故豆除为盛器外，尚为乐器。”此也可为铜豆功用之一说。
　　
　　豆还有一种功用，那就是古人用它作测定容量的量器。
　　
　　远古时代计量多利用人的身体，如长度以人的手指、手掌、胳膊、步子等丈量；容量则以手测定，一手所能盛的叫作溢，两手合盛的叫作掬，掬是最初的基本容量单位。以后人们发现一些常用器物比人体的测量更准确、更规矩，于是就改用器物为量具。《左传•昭公三年》中晏子说:“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所谓“四升为豆”与《小尔雅•广量》中“掬四谓之豆”的说法是相通的，就是说掬也就是升。升的本义是“登”、“进”。大概豆与斗同音假借，以后豆转化为斗。由“四升为豆”可知，豆不仅代替两手合捧的“掬”成为量器，而且“豆”这一名称已成为容量单位。《考工记•梓人》载：“食一豆肉，饮一豆酒，中人之食。”此也可证豆已由盛酒、盛肉、盛饭菜的食器，变为一种量具和量器单位。春秋晚期，齐国大夫陈(田)氏变姜齐公室四进制的旧量为五进制的新量，贷粮与民，新量（大斗）出，旧量（小斗）进，争取民众，致使全国百姓都讴歌陈氏，“爱之如父母，归之如流水”，陈(田)氏终于取得齐国政权。
　　
　　侯古堆出土的这一件龙纹方豆，造型别致，遍镶红铜纹饰，作为量器和专用乐器的可能性都很小。那么它是楚地贵族盛放菹醢，用于祭祀宴会的礼器吗？回答也是否定的。
　　
　　先秦典籍记载，古代礼仪活动中，豆是与单数使用的鼎俎相配置的食器，即《礼记•郊特牲》所谓“鼎俎奇，笾豆偶。”礼仪用豆以多为贵，且都是成双成对，并不单个使用，故《礼记•礼器》曰：“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考古发现大量铜豆的情形并不多见，一般为一对到两对，这与当时多用陶豆和漆、木豆有关。侯古堆出土的这件铜豆，简报中记述有两件，正式报告定为1件。我们查验了器物出土位置示意图，当为一器而分三部分出土，即豆盖、豆盘和断下来的豆柄座，复原后确为单独的1件。春秋时期，楚属地区的铜豆似乎只在高级贵族墓中单个出土，不在铜礼器组合内。如略早于侯古堆一号大墓的春秋晚期下寺楚墓M1、M2中，也是各只出土1件21。
　　
　　由古籍记载知之，礼仪用豆多无盖，所以“凡籩豆实具。設皆巾之。”（《仪礼》）此豆不仅有盖，而且深腹，用来盛酱蘸食，实有不便。铜盖豆比之浅盘无盖的酱豆，它盘深便于盛物，有盖利于保温和存放，用作盛饭器确实很合适。关键是该豆的盘底和盖里，铸有“怡之食奇”四字铭文，清楚地标明它是一位名叫怡的贵族吃饭用的实用器。所以，这件铜豆应是春秋时期楚地贵族的日用食器，并非礼仪专用的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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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组：《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欧潭生：《豫南考古新发现的重要意义》，《中原文物》1981年特刊（河南省考古学会论文选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固始侯堆一号墓》，大象象出版社，2004年。
　　
　　2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十章，126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77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
　　
　　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科学出版社，1956年。
　　
　　6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
　　
　　7山西考古所、北京大学考古队：《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文物》1994年第8期。
　　
　　8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东周3》图一一三，文物出版社，1980年；河南博物院、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辉县琉璃阁甲乙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
　　
　　9洛阳北窑出土一件方形豆，内有颜料，似非食器。
　　
　　10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11山东省文物考古所、沂水县文物管理站：《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发掘报告》，《文物》1984年第9期。
　　
　　12高明：《中原地区东周时代礼器研究》(上、中、下)，《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4期。
　　
　　13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7年夏安阳郭家庄东南殷墓发掘》，《考古》1988年第10期。
　　
　　1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金胜村251号春秋大墓及车马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9期。
　　
　　15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年。
　　
　　16河南博物院、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辉县琉璃阁甲乙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
　　
　　17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浑源县李峪村东周墓》，《考古》1983年第8期。
　　
　　18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长子县东周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4期。
　　
　　19容庚编著：《金文编》，中华书局，1985年。
　　
　　20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
　　
　　21下寺楚墓M2中出土1件（M2：204），仅见口沿残片一段及豆足残片四块。喇叭状豆足，镂有重环纹和兽面纹。墓M11981年的考古简报中披露，曾出土1件方豆盖M2：19，上饰象首纹，不知何故正式报告未收录。
　　
　　22郭豫才：《说豆》，《河南博物馆馆刊》第13集，1937年。
　　
　　文件来源：河南省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