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曲剧是这样形成的

　　一直以来，各种媒体出版物上，关于曲剧的起源都是寥寥无几，现在终于搜索到一篇详尽的讲解河南曲剧形成过程的文章。
　　
　　曲剧是一种飞翔的文化；浪漫的文化；幻想的文化；民众的文化；雅俗共赏的文化；长着“飞毛腿”的文化……她从1926年4月登台演出到建国前夕，短短23年的光景，就以惊人的速度普及到河南的城乡，进而扩展到安徽、湖北、陕西、山西、河北、江西、福建、等省。新中国成立后，曲剧艺术空前发展，至80年代初，曲剧分布全国9省，共有县以上专业剧团58个。河南曲剧北上北京，应邀进中南海演出，誉满京城；南下长沙、广州……倍受南国观众的的青睐。在全国200多个地方戏中，曲剧排行前10名，在河南20多个地方剧种中，脱颖而出，雄踞为第二大剧种。戏剧界人士认为：曲剧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又以如此罕见的速度，迅猛崛起于中国戏剧之林，这在中国戏剧史上的确是一个奇迹。
　　
　　曲唱千里有出处，水流九派有源头。如果说曲剧是一泓奔涌的清流，不管她流域多广，流程多长，她的源头在汝州——美丽的地方！
　　
　　1990年仲春的一天，我在北京王府井图书大厦终于找到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那上面对“河南曲剧”条目的释文电光一样闪现在我的眼前：河南曲剧是“由坐班清唱的河南鼓子曲中杂牌小调与民间歌舞踩高跷相结合，于1926年经临汝县农民‘同乐社’搬上舞台，发展为戏曲剧种”的。那时刻，手捧厚重的大百科全书，我的目光仿佛穿过北京的一座座高楼大厦，看到了家乡的山川秀水，耳畔似乎又响起了曲剧那绝妙的韵律，与此同时，我思绪的青鸟“扑噜”一下飞了出来，倏地，钻进了60多年前的岁月之中－－
　　
　　1926年农历四月初七，这本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然而，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让一帮土里把拔脚的民间艺人给闹腾得红红火火，亮亮堂堂，在曲剧的发展历史上刻下了一个划时代的印记！这一天，汝州（当时为临汝县）“同乐社”的领社人朱万明、关云龙率一行十六人，应邀到登封县颖阳集李洼“玩”会演出。那时候，曲剧已由地摊戏发展到了踩高跷演出的阶段。“同乐社”的“玩友们”不但踩跷技艺高超，而且唱腔优美，伴相表演形象逼真，音乐伴奏也技高一筹，因而名名声远播。他们经常背跷到南阳、洛阳等地应邀演出。
　　
　　这一天是个风和日丽的响挂晴天，但在演出过程中，太阳却被几片云彩遮住了。《祭塔》还没演一半，老天就下起蒙蒙细雨。演出只好中断，但观众不让卸解跷腿，期盼天晴后继续演出。半个时辰的光景，天果然晴了，但稀泥遍地，路上像抹了油一样的光滑，踩跷演出无法继续进行。观众们看戏心切，鼓掌呼吁继续演出，甚至有人提议路上光滑，何不登台演出？面对观众的再三恳求，朱万明和关云龙犯难了。朱万民作为“同乐社”的头人，他做梦都想率众登台演出，因为踩跷演出不但太束缚人，妨碍表演，而且表演程式和功法以及行当都受到限制，直接影响曲子艺术的发展，加上长期踩跷演出，把演员的脚腿上都磨破甚至溃烂成疮。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朱万明心中长期思索酝酿着登台演出的改革。然而，一旦登台演出就为“戏”，踩跷演出即为“曲”。唱戏是“下九流”，不但死后不能入老坟，甚至还要遭到家法族规的惩罚。
　　
　　阳光照着泥泞的大地，观众要求登台演出的呼声和掌声交和在一起，波浪一般汹涌。不知什么时候当作舞台的平板上已被众人拉到面前，面对此情此景，朱万明和关云龙陷入了极度的矛盾斗争之中。在短暂的商议后，痴情曲剧艺术的两个汉子终于做出了决断：“不管前面是沟是崖，登台演出！”
　　
　　“同乐社”的玩友们在两位社头的开导下，当然也经过了激烈的争论而最后达成了共识。他们跪地插香发誓赌咒：苍天在上，谁也不许把登台唱戏的事情说出去！如果谁走露风声，叫他遭天打雷轰的报应……。接着，大家毅然解掉了绑在腿上的高跷。朱万明一个箭步，身子轻灵如燕子般地先落在了平板车上，面对群情激昂的观众，耳听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朱万明的热血都在奔涌，只见他大手一挥，逝去了喧哗，“开－－戏－－啦－－”高亢激越的喊声震颤着苍天大地。
　　
　　登台演出正式开始了。长期被高跷捆绑的“玩友”们终于解脱了，跷腿一去，如释重负，演员们个个手脚轻盈灵便，身段活泼自如，功法敏捷如猿猴，表演维妙维肖。台下开花，掌声雷动，首场演出《周老汉送女》大获成功。已是午后光景，演员们的肚子里早已“咕咕”叫声不断，但观众们不肯离去，掌声把日头爷震颤得也好像点头庆贺。演员们只好饿着肚子又演出了一场《兰桥会》。在平板车充当舞台的李洼村，“同乐社”整演出了三天。从此高跷曲正式登台演唱，成为曲子戏。
　　
　　一石击起千层浪。“同乐社”在登封登台演出的爆炸性新闻，像插了翅膀一样很快传遍了家乡的角角落落。冲破了旧势力的束缚，“同乐社”便一发而不可收。关云龙、陈玉保等又约汝阳的李九常、等人在大章登台演出。李九常受到家父严责，便和袁江、陈玉保等人偷到许昌登台演出，受到社会和百姓的欢迎。翌年新春之初，关云龙又组织一班人人马到伊川县白沙与朱天水合班演出。接着，关云龙又又约洛阳大屯的朱六来、张五魁、朱双奇等合班到临汝镇登台进行大型演出，与两台梆子和一台越调对阵演出。关云龙的曲子戏独压群芳，一胜到底。名声大振的关云龙曲子班又被请到临汝县城的关爷庙、火神庙、钟鼓楼、南门口、州衙门演出，一演就是18天。人山人海的观众把“清官碑”都挤倒了。随后，他们又闯进了洛阳极负盛名的“河南舞台”，演出再度成功，轰动了整个洛阳古城。在“同乐社”的带动下，众多的曲子社纷纷登台演出，把这场戏曲革命推向了高潮……
　　
　　首都三月的熏风使人沉醉。我站在图书大厦面前，人还沉在翻书页、闻墨香、品历史的氛围中。我想：六十多年前，家乡“同乐社”的这帮土里土气的农民汉没有想到这一天－－1926年（民国15年）农历四月初七竟成了曲剧的诞生日，连同他们的创举和改革被一齐载入了辉煌的戏曲史册，而永垂于世。这帮农民艺术家的戏曲革命，也为古老厚重的汝州文化增添了绚丽的光彩。我又想：艺术常在不经意间创造着辉煌；人生常在平凡中孕育着伟大。正是家乡的这些平凡的艺人们在长期对曲剧艺术的执著追求和不断的探索改革中，才创造了艺术的辉煌，使曲剧艺术获得了新生。
　　
　　荡舟在曲剧的史河中，我的耳畔无时不飞翔着那再熟悉不过的旋律－－质朴自然，悠扬流畅，我知道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浸育，即使数十年不听不看，她依然在我心灵深处回荡－－这就是家乡曲剧的旋律，因为她早把深深的根系植进了我的心田。
　　
　　其实，对于曲剧诞生地的汝州人而言，她婉转动听，韵味深厚的旋律根植在了无数人的胸间。尤其是建国前后出生的汝州人，几乎是在戏“窝”里长大的。当时汝州曲子社盛极一时，有教师有名气且定期活动的曲剧社，就有近70家。这还不包括那些“本村演，本村看，下了台子吃自家饭”的临时戏班子。汝州不但孕育了了曲剧，而且光大了曲剧，所以汝州人也更加热爱曲剧。上至官员绅士，下至凡夫走卒，工农兵学商仕，每人都能哼上一段曲子戏。小巷深处哼曲子，山野小径唱路戏，汝州的土地上随处可闻曲子声。那真是一个曲剧的时代，那更是一个诞生曲剧人才的时代，全县驰名的曲剧艺人就在百人以上。曲剧的普及促进了曲剧艺术的繁荣，曲剧艺术的繁荣加速了曲剧人才的成长，一时间，曲剧名流荟萃汝州，人才培养人才，滚动发展，脱颖而出的人才真可谓群芳斗艳，各领风骚。
　　
　　如今，我站在曲剧的源头回首她早年辉煌的历史，曲剧老艺人一个个可亲可敬的形象便浮在了眼前。
　　
　　二○○四年春和景明的一天，我和文友专程拜访曲剧的奠基人－－朱万明先生。在我的家乡，朱先生被百姓们称为曲剧“圣人”。我们走在当年诞生“同乐社”的土地上，小草铺道，野花满径。春燕的呢喃声中，我的耳畔缥缥缈缈地响起了朱先生的那曲扛鼎巨作的旋律，那是《十八板连奏》－－汝州人、河南人、所有喜欢曲剧的人再也熟悉不过的乐曲！
　　
　　朱万明先生改造的《十八板连奏》增添了《状元过街》、《过街俏》等曲牌，比原曲更欢快活泼，妙趣横生，引人入胜，深受欢迎。全国大型音乐团体都把它作为保留节目。1957年，武汉艺术剧院出国时曾演奏该曲，受到苏联及欧州国家的喜爱和欢迎。鉴于朱万明先生在曲剧的诞生、改革创新和发展史上所做出的特殊贡献，在1956年举办的河南省首届戏曲观摩大会上，他和常香玉、陈素真、朱六来被同时被授于荣誉奖，时任文化部部长的田汉亲自为他奖。获得如此殊荣的朱万明，其实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朱万明自幼酷爱曲剧，他将鼓子曲中的一些曲牌，略去过长的拖腔，变悠扬低沉的调子为欢快跳跃的小调，并把从各地掌握的不少民歌小调，融会吸收到曲剧的唱腔中。经他改革与创新的扬调、剪剪花、满舟、汉江、哭书韵、慢舵等新曲牌，略去了唱腔中的部分空腔，提高了乐调，唱起来铿锵有力，欢快高昂，从而受到了观众的喜欢。
　　
　　郑铁楼村的群众听说我们采访曲剧“圣人”朱万明的，就热情地把我们围拢了起来，村干部还喊来了几位年逾花甲的老人们。大家七嘴八舌，叙说着朱先生在改革、创新或创造曲牌中发生的一个个动人故事。由于生活所迫，朱万明经常往返于河南陕西之间，沿黄河乘船而下，船工那极有节奏的号子触动了深藏在他心中的音乐细胞。他忽然发现，船工们喊出的号子十分悦耳动听，既有滩险浪急时的紧张和高亢，又有风平浪静时舒缓与柔婉，而且有腔有韵有节奏，特别是舒缓时的上下韵，更让人心旷神怡。朱万明高兴得不禁在船上哼唱起来。他把船工号子的韵味溶入曲剧的唱腔哼得有滋有味，哼得投入动情，把船工和同船的伙伴们都深深地吸引了。于是，在轻舟飞荡的黄河激流中，朱万明完成了对曲剧扬调的改造。改造后的扬调比原来的更加激越清新和高昂，从而充实和丰富了曲牌。
　　
　　朱万明从民间汲取艺术营养，改革和创造曲牌的典故非常多。民国十四年（1925年）朱万明到汉口贩卖土布，在汉江船上遇到一位北方口音的妇女，正在“唉呀，唉呀”地放声大哭，边哭边诉说家乡遭受灾荒，全家人快要被饿死的悲怆和哀婉，韵味十足。朱万明当时怦然心动，连忙把妇女的韵律记下，并结合已有的“汉江”曲牌，哼出了一种新曲牌，似“汉江”又非“汉江”，比原来的“汉江”更加悲怆更有情韵，在后来的不断哼唱和修改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曲牌。为区别于已有的曲牌“汉江”，这个曲牌被朱先生命名为“小汉江”，原来的“汉江”就叫“大汉江”了。
　　
　　正说着朱先生当年创造改新曲牌的故事，朱万明先生的儿子朱洪福背一把坠胡来了。老人今年已经85岁，但身板硬朗，面如重枣，声似洪钟，两撮在春风中飘飞的八字胡衬托得老人十分精神。他说这是父亲生前留下的惟一一把坠胡。我虔诚地接过坠胡细看，只见暗红色的坠胡杆上留下了坑坑洼洼的印痕，那是朱先生长期拉弦子时手指在上面不停抠按而留下的印记。我轻轻地摩挲着这位杰出的民间艺术家留下的遗物，钦佩和敬重的情感填满了胸间。
　　
　　看着这把坠胡，大家的话题自然而然地又转到朱先生对曲剧器乐的创新改造和发明上了。当年，为适应踩跷和登台演出的需要，朱万明与洛阳南郊大屯、王屯的一些“玩友们”商议：要对曲剧的主奏乐器进进行改造。他们参照越调和河南坠子的主奏乐器，以三弦为基础进行改制，把三弦的板式共鸣改成六形琴筒，上边张上蟒皮或蛇皮以增大音量，又将供拨弹用的三根弦改为两根弦，于是创造出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新乐器－－他和艺人们给他取名叫“坠胡”。坠胡因其琴杆长、琴筒大、发出的音量宏大，而且音色柔和，且略带嗡音非常动听，适应了在广场和舞台上演出的需要。从此，坠胡被定为曲剧的主奏乐器。同时，朱万明还和大家在曲剧伴奏上增加了七饶八镲等打击乐器，提高了伴奏效果，让“小腔小调”的曲子戏陡然增添宏大的气势，拓展了曲子戏的表现力，不光演于土场草台，而且也能演于戏楼梨园，催促了曲子戏的旺长。
　　
　　春阳高照，村街里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追忆父亲当年痴迷曲子戏的情景，朱洪福老人非常激动，他不禁站了起来，清清嗓子哼了一曲《劝坟》里的唱段。有几个古稀老人也跟着哼唱起来，时而粗犷有力，时而清丽柔婉的曲子戏，就在这山乡柔和的春光中飘飞起来……
　　
　　时值正午，我们一行到墓地叩拜朱老先生。跨过溪流淙淙的河水，登上绿树密集的山峦，走进四面环抱的山洼，终于来到一块麦地里。青青的麦田中垄起一座不大的土冢，上面绿草葱郁，不知名的野花藏在草丛中，开得正艳，一阵春风吹来，点点野花像小草摇曳的眼睛。此刻，回望曲剧发展的历史，我更加怀念为曲剧作出贡献的艺人们。我们面对朱老先生的土冢深深地叩拜，耳边仿佛又隐隐约约地传来了《十八板连奏》的旋律。回过头来，只见朱洪福老人已坐在墓旁的石堰上定弦子。他说：“父亲一辈子爱弦子，死时我把他心爱的那把软弓京胡放进了棺材内，随后，每有人来看父亲，我都要在坟前为他老人家再拉上一曲……”
　　
　　时缓时急，时高时低的弦子声响了起来，朱洪福老人很快进入了境界。左手抚弦，五指不停地上下运动，并在运动中交递飞舞；右手拉弓，时而弓满，时而弓亏，那动听的旋律就在他双手默契的配合中飞了出来。老人闭目摇头，整个身躯似乎都要在音乐的旋律中亢奋地飞翔起来……
　　
　　春风抚绥着土冢上的小草野花，音乐沉醉了山野人心。美妙的旋律中，朱万明先生的荒冢在我眼前忽然高大起来，像大地母亲隆起的乳峰；像巍然耸立在故乡西端的岘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