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的怀念 ——我与民乐大师彭修文先生的友情

当代民族音乐大师彭修文先生

晋京演出合影，由左至右京剧名家杜近芳、何全志、申凤梅、彭修文、胡洁清、冯波、罗云。

彭修文为越调《龙江颂》配器的演出剧照（刘琳饰江水英）

彭修文先生是中国广播民族乐团首席指挥，中央广播民族管弦乐团创始人之一，当代民族音乐大师。早在1970年我有幸与彭修文先生相识，他和我以及河南省越调剧团（原周口地区越调剧团）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回忆！

“文化大革命”中期，因中苏边界发生了珍宝岛武装冲突，全国处于高度战备状态。中央广播事业局在黑龙江黑河的“五七”干校，迅速迁徙到内地河南省淮阳县曹河乡，中央广播事业局所属艺术团体，说唱团、文工团、交响乐团、民族乐团也都随之而来，边进行“斗批改”，边务农种地进行“劳动改造”。1970年2月，郑州市越调剧团下放到周口与原周口地区越调剧团合并，当时的地区文教卫革命委员会指令合并后的剧团排演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刚被“解放”的申凤梅饰演李奶奶，何全志饰演李玉和，刘琳饰演李铁梅，张森友饰演鸠山，杨百泉饰演磨刀人，由我担任导演工作。那时是以态度问题、立场问题的高度来看待样板戏，严格要求“学样板不走样”。为重视起见，必须调动各种力量强化越调《红灯记》的舞台艺术效果，保证演出质量。乐队的编制按照样板戏中西混合乐队组成，需要一位能为越调音乐唱腔旋律配器指挥的高手才可胜任。就在这时，中央广播事业局“五七”干校民乐团的竹笛演奏员刘森到周口办事，我们二人邂逅相遇，经人介绍得以相识。借此良机我把排演《红灯记》请配器指挥乐队的事告知他，他立即回答说：“最理想的音乐全能专家就在淮阳‘五七’干校，是我们民乐团的作曲兼指挥彭修文，精通中西音乐，能力极强。因他是‘黑权威’，管制得比较严，如果你们有办法把他借到贵团协助工作，笃定能提高乐队的技术水平，取得好成绩。”我喜出望外，下定决心到“地区革命委员会”请求李彦漠秘书长给予支持，他当即写信并派车让我到“五七”干校联系。当我见到军代表并呈上李秘书长的信后，他沉思片刻，又叫来民乐团的负责人王力业商量。可能是迫于干校与“地革委”的关系，这才表示同意。他明确指出：“彭修文是个黑线权威人物，正处在改造阶段，到你们那里是协助工作，不要有任何特殊照顾，时刻注意他的思想动向，有问题随时与干校联系。”我提出去车接彭修文，也被婉言拒绝。我辞别军代表刚走出村头，听见“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的歌唱声，只见一排人等边唱边踏着节拍向地里走去。送我的同志介绍说：“我们干校一律按军事化行动，你看排尾的那位就是彭修文。”我蓦然回首望去，那人高瘦的身材，头戴大草帽，上穿短袖汗衫，下穿半截长裤头，脚穿军用鞋，肩扛铁锨，一副认真接受劳动改造的模样。不知为何我反而脱口说出“噢！他就是黑权威彭修文？！”

回团后，我把请到彭修文的消息告知领导和全团同志们，大家都非常高兴，并用大红纸书写大幅标语“热烈欢迎彭修文来我团协助排演样板戏《红灯记》”贴在剧团大门外墙壁上。万万没有想到，这条标语竟被赶马车到周口采购物资的干校人员发现，没过两天就在标语的旁边贴出白纸黑字的大幅标语“黑权威彭修文必须低头认罪彻底改造”。这两条对立的标语让人看着可笑却无奈，谁也不敢撕下，反而引来过往行人的注目。

夏收夏种刚刚忙完，一个雷雨交加的中午，彭修文背着更换衣物的挎包，外穿灰色塑料雨衣，从干校步行20多里路只身来到周口越调剧团大院。大家见他一身雨水一脚泥巴，无不为之感动。可接待他时既不敢设宴更不敢备酒，只做了捞面条为其果腹。

《红灯记》的排练全面展开，老彭在了解越调剧种特色、乐队编制、演员的演唱方法、导演的总体布局之后，认为越调剧种相对古老，地域性很强，以真声演唱满宫满调，黄钟大吕高亢激越，擅于表达豪迈之情。李玉和、李奶奶、李铁梅的唱腔至关重要，既要符合样板戏的审美标准，又不能失去越调之优长。乐队要在和弦的起伏对比中突出一个“伴”字，制造强势音乐气氛，渲染、烘托英雄人物形象，追求音乐伴奏和演唱技能的和谐、声与情的完美。为此，他认真细致地调整了全剧的音乐唱腔旋律，增加了民族乐器中阮和杨琴，加强乐队的编制，使音乐色彩丰富、饱满。老彭的音乐配器技术高超，手法新颖，严谨细腻，跌宕起伏，对比强烈，演奏起来虽有难度，但乐手们都非常乐意接受和努力练习。经过老彭的严格训练，乐队有很大提高，本团的音乐设计陈家训、高水金更是获益匪浅。排戏之余，我最爱看老彭指挥练乐，他手中的指挥棒简直是一根魔棒，上下飞舞自如洒脱，变换无穷美不胜收，几十个乐手或演奏或停顿，于强弱快慢之间发挥得恰到好处。演员往往受到音乐的感染，唱起来非常舒展带劲，每次练乐结束时大家都报以热烈的掌声，而老彭总是谦恭地躬身致谢。

老彭的妻子李友仁是位音乐教师，远在北京挂念丈夫的身体，多次给我来信，询问老彭的工作和身体情况，并让我给予关照。记得老彭胃病复发时我想为他改善饮食，可他决意不要照顾，依然坚持夜以继日地赶写配器，从不耽误排练进程。有一次老彭向我提出找台收音机听听新闻，关心时事了解“文革”运动的进展。我虽然把自家的美多牌收音机拿给他，可内心很矛盾，怕他万一收听敌台惹出麻烦。当然，现在看起来很可笑，也很滑稽。要知道那个年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我是个“黑五类”后代，“走白专道路的修正主义苗子”，怎能不怕！还有一次，我把老彭请到寒舍，让妻子梁冰为他蒸了小笼包子，炒了几样菜，备有周口名酒鹿邑大曲。饭后老彭夸酒香饭好，我和妻子都很开心。时已傍晚，我邀老彭到附近广场观看露天电影。当时演的什么影片我已忘记，可听老彭所谈的往事，却让我记忆犹新。他出生在武汉，从小喜爱民族乐器二胡和琵琶，除了上学回家就是刻苦练习，甚至达到痴迷的程度。武汉夏天酷暑难耐，一练就是一身汗。后来他到了姥姥家重庆，那里的三伏天就像个大火盆又闷又热，坐在阁楼里光着膀子拉二胡，脖子上搭条擦汗的毛巾，一天下来能拧出半盆汗水，却从不叫苦。1950年老彭到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仍然坚持不懈一如既往。之后调到中央广播民族乐团，23岁转作曲兼指挥。1957年参加莫斯科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老彭指挥民族乐团演出了由他改编的《春江花月夜》《金蛇狂舞》《关山月》荣获金质奖章。也就是在那个时期他又到了几个欧洲国家，开扩了视野，西洋音乐对他的指挥风格影响颇深。看完电影在回剧团的路上，他又谈到音乐处理，他说音乐是诉诸人们的听觉艺术，对于乐器的运用不在于多与少，而在于选择得准确，处理得恰当，通过音乐营造情感氛围去触动人们的心灵感应。他曾经看过一部苏联的电影，残酷的战争毁灭了家园，大地像死一般的沉寂，一名红军战士艰难地从硝烟弥漫的尸堆中爬起，扛起枪迈着沉重的步伐向前方走去。此时一把小号吹奏出坚定而刚毅的嘹亮旋律，清越高远乐画合一，给观众留下无穷的意味。

在此期间，往来于北京和“五七”干校民乐团的同志们，只要在周口转车或购置生活用品，就会到剧团歇歇脚，或帮他们找车，或帮他们购物。如鼓王蔡惠泉，大提琴手王大启，木管手李国英，鼓手王斐等，我们都成了好朋友。此后又相继结识了文工团的话剧演员马加奇、田良。田良是位女演员，身体比较柔弱，她在干校食堂劳动，天天洗菜刷锅，因端盆洗菜滑倒在地尾骨摔裂。经马加奇介绍田良赶到周口看病，我骑三轮车拉她到地区人民医院多次检查治疗。由于地方医院技术所限，后来转回北京治愈。

《红灯记》排好在周口连续上演数十场，观众踊跃场场暴满，从领导到群众交口称赞，反响强烈。尤其是在老彭指挥下的乐队，激情澎湃气势夺人，为全剧的成功演出增光加彩。老彭为《红灯记》的排演尽心尽力，他那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和认真严谨的艺术态度，令人钦佩。当老彭返回“五七”干校时，全团人员都来送行，依依不舍。

秋收过后，剧团专程到“五七”干校慰问演出《红灯记》，一是答谢中央广播事业局“五七”干校对剧团的支持和帮助，二是请他们检验所取得的艺术成果。剧团上下齐动手，在场地上撑起了新制的帆布大蓬舞台，干校人员一队队一排排唱着革命歌曲入场观看演出。演员演得认真，观众看得更认真，民乐团的同志们尤为热情，率先带头鼓掌，老彭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演出结束后，军代表和王力业等干校领导亲切接见演员，并充分给予肯定和高度评价。老彭还把我领到他们住的宿舍，他们睡的是上下床铺，一个挨一个十分简陋。室内的气氛倒是活跃起来，有的说第一次接触越调蛮好听，有的夸演出真棒，有的赞乐队的演奏水平不一般，老彭费劲不小。说话间我发现床头放着二胡盒，随问“乐器带下来还能练吗？”“很长时间不练，手指都发硬了，用惯啦，不忍心让乐器离开自己，放在这里算是摆个样吧！”经介绍回话的是二彭（与老彭同姓），因胡子多也称彭胡子。这时蔡惠泉笑哈哈地说：“你们请老彭是真的请对啦，乐队能提高，质量有保证，他也能重操旧艺为你们出把力，算是两全齐美！”此话一出，大家都笑了起来。

中央广播事业局“五七”干校撤回北京后，剧团与老彭仍然保持着联系，凡在音乐创作上遇到困难，总是向他求助，而他都给予热情关照和大力支持。1975年全国部分省、自治区学习移植革命样板戏到北京调演，河南省三大剧种（豫剧、越调、曲剧）抽调艺术骨干力量集中排演《红灯记》《海港》《杜鹃山》《龙江颂》中的选场。这既是全省剧种之间的比对，更是全国性的大赛。各个剧种都以竞争的姿态，发挥剧种的唱腔优势，全力以赴向样板戏靠近。我担任越调《龙江颂》“闸上风云”一场的导演，深感责任重大，主动与业务团长李泽芬、音乐设计高水金、陈家训以及江水英的扮演者刘琳、陈静商定，联名写信诚请彭修文帮助调整音乐组织配器。后来到了练乐时，外请的乐手们都大为吃惊，询问是谁配的器。当说出彭修文的大名，人们议论起来“想不到能出自彭修文之手，难怪音乐效果这么好！”河南代表团晋京参赛获得成功，老彭亲临剧场表示祝贺。

1979年，文艺从禁锢中解脱出来，万象复苏。北京电影制片厂汪洋厂长让著名导演陈怀皑为越调代表人物申凤梅拍摄彩色戏曲电影《诸葛亮吊孝》。大病方愈的申凤梅高度重视，认为音乐唱腔是一个剧种的主要标志和命脉，直接关乎到影片的艺术质量和生命价值，认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必须请彭修文出山。音乐设计陈家训进京拜见老彭，传达申凤梅的心愿和信任。当时彭修文赴南斯拉夫、罗马尼亚、意大利、马耳他等国指挥演出返回不久，乐团创作任务还等待他完成，可老彭考虑到“文革”之后能为一个演员一个剧种拍摄电影，的确是一件来之不易的大事，应该鼎力相助，他就欣然接受了电影《诸葛亮吊孝》的音乐创作，重新写了片头片尾音乐以及全部配器。以民乐团为主组成60多人的大乐队，练乐录音时常加班加点，由于老彭劳累过度，出现了胸闷气短症状险些晕倒。同志们劝他卧床休息，可老彭服药后病情有所缓解，仍坚持回到指挥台继续工作。当录音全部合成结束，导演陈怀皑称道：“整个音乐唱腔很有气势，似大江东去一泻千里，恢宏壮阔。”汪洋厂长满意地对申凤梅说：“音乐丰富多彩优美动听，凤梅可以放心了。”

彭修文为越调音乐注入了新的元素，开拓了新的视野，提高了乐队的技术水平，极大地丰富了越调音乐的表现能力，为河南省越调剧团的事业发展做出了卓有成效的重要贡献。最值得称道的是，彭修文作为享誉中外的音乐大家，对一个地方剧种不舍不弃，关键时候不推却不敷衍，以真诚和热情尽其所能给予关怀和扶植，这是多么高远碧澄的人生境界啊！

而我，从慕名寻踪与老彭相识，到艺术合作结下友情，20多年来历久弥深。无论我在周口河南省越调剧团工作，或被调到郑州在河南省文化艺术研究院工作，相互之间联系密切。每当我进京观摩学习，顺便给他带些土特产，而他倍加热情请我到“东来顺”吃涮羊肉。在此期间，交谈最多的仍是戏曲艺术的发展和世界艺术的走向，使我从中受到教益和启迪。我为刘琳执导的《龙江颂》“闸上风云”，为申凤梅执导的《明镜记》，为虎美玲执导的《粉黛冤家》，晋京演出，也都请彭修文光临指导。而他创作的《丰收锣鼓》《乱云飞》曲谱出版后馈赠给我惠存，至今珍藏在我的书柜之中，每次翻阅无不睹物思人。

彭修文一生勤勉，建树丰伟，在中国广播乐团执棒43年，创作改编音乐作品近500首，有根据民间曲调写成的乐曲《春江花月夜》《瑶族舞曲》《梅花三弄》《丰收锣鼓》《二泉映月》《月儿高》《花好月圆》《喜丰收》；有以戏曲曲牌和京剧唱段编曲配器的《将军令》《乱云飞》；有新创的民族音乐幻想曲《秦兵马俑》；有大胆尝试用我国传统乐器演奏的外国名曲《美丽的梭罗河》《霍拉舞曲》，贝多芬的《雅典的废墟》，德彪西的《云》，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等等。这是彭修文对民族音乐和民族乐器深入研究、勇于创新、努力探索和实践的丰硕成果。他说：“我一直在改改改，为什么？就是要让人们进来听，因为我知道，只要进来，就会喜欢。”他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文章谈他对民乐的未来充满自信和期望，他认为：“民族乐队既是中华民族特有的音乐形式，而且必然会走向世界。”彭修文的音乐作品具有古典之神韵，时代之风采，成为经典；其指挥雄浑大度，严谨细腻，富于激情和感染力，自成一派。彭修文在中国民族音乐前进的历程上，走了一条继承、发展、创新、坚实的艺术道路，把一生心血奉献给中国民族音乐，奠定了他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崇高地位。

彭修文先生已经离开我们22个春秋了，但他给予我本人和河南省越调剧团的真诚帮助和热情支持，将铭刻在心。他对中国民族音乐事业的献身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仅以此文，深表对民族音乐大师彭修文先生的深切怀念！